“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一五”时期的投资与制度变革
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我国高速度、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相应于此,首先就是大规模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我国以速度为中心、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自“一五”时期开始形成。投资增加意味着资源需求增加。在当时物质资料的生产赶不上投资需求的情况下,资源紧缺状况很快凸显。自“一五”时期起,我国长期性资源短缺形势开始形成。“一五”时期又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迅速加强,主要工农业产品开始实行计划购销,商品市场逐渐萎缩。“一五”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
上述变化,归根结底是资源供求状况及其配置方式的变化。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以往关于“一五”计划的研究中,存在两点不足:
其一,对于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对于这个时期的制度变革,都分别有不少研究,但对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研究不够;
其二,对于“一五” 计划的成就说得较多,而对这一时期的失误和教训,及其对长期后果的影响说得不够。为此,本文拟对“一五”时期的投资与制度变革的关系略作探讨。
一 “一五”时期的投资是个连续大起大落的过程
在“一五”计划编制过程中,对于增长速度的安排,原是本着稳步发展的指导思想来制定的。李富春在1953年9月15日全国政协常务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出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应注意的两个问题,首先就是要贯彻“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稳步前进,就是既要反对冒进,又要克服保守;在确定“一五”计划的发展速度时,必须建立在客观可靠的基础上,反之,只凭主观愿望,实际办不到的事情硬要去办,就是冒进;不能贪多、贪快,但要克勤克俭,努力向前。[1]
但是,“一五”计划的指标实际到1955年年中才最终确定下来,这时“一五”计划的时间已经过半。关于稳步前进原则,在1953年的实际投资中已经被突破(见表1),投资需求大大超过了各项物资的供给能力。也就是说,“一五”计划的实施从一开始就出现投资“过热”。后来把1953年称为“小冒进”(实际从投资增速上说,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年份中增速最高的一年,恐怕不能称之为“小”冒进)。而且由于这一年的冒进,为以后几年的计划安排和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1954年、1955年两年不得不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降低发展速度,这也为1956年的又一次冒进提供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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