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与秦汉基本社会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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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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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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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吕氏春秋》与秦汉基本社会制度建设

(一)关于《吕氏春秋》与秦汉制度建设之关联

战国末年,秦统一天下的形势日益明朗,特别是经秦赵长平一战后,六国已不再具有与秦抗衡的能力。而就在长平之战发生前夕,富商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街头路遇在此做人质的秦王孙异人,认定“奇货可居”,遂西入秦游说,让本来生死难保的落魄王孙秦异人一跃成为秦国的王位继承人[1],并在十余年后,顺利继位成为新一代秦王,吕不韦也因功成为丞相。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吕不韦愿意出钱出力,苦心筹谋投机“奇货”,应该是看中了秦国势不可当之实力,而试图拥立新天子,创建新天下。吕不韦就任丞相期间,召集天下才智之士,使各著所闻,编成《吕氏春秋》。书成之时,吕不韦将书陈列在人流密集的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2]。此举明显模仿周代“悬法于象魏”之礼[3],可见吕不韦是把《吕氏春秋》当作治国典制看待的,布于市门,悬赏挑错,目的是晓谕世人,并以这样的方式让人们相信其制度设计无可挑剔,尽善尽美。至于“延诸侯游士宾客”,则表明吕不韦的这部新政典不是专为秦国制定的,而是面向天下,是为即将出世的新“天子”准备的治国蓝图。

据《吕氏春秋·序意》篇首所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4],书成之年是“秦八年”,指秦王政即位第八年,也即公元前239年。吕不韦后来因为牵涉嫪毐事件被罢相,这个时候是在秦王政十年。到秦王政十二年,秦王下了一道诏书,责问吕不韦有何功于秦,何亲于秦,于是吕不韦饮鸩自杀。在他自杀之后,他的家属、舍人都被迁徙到遥远的蜀地。[5]

吕不韦去世后又过了五年,秦王政十七年,秦国正式展开统一天下的战争,东方六国相继败亡。到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国一统天下,秦王政加尊号称“始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王朝建立。秦王朝的制度当然在很多方面沿袭了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国制度,但要将原来一国的政治实践推行到全部七国的范围内,不经过一番全新擘画和天翻地覆般的改造是不可能成功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为了适应统一后的新形势,秦廷君臣曾对如何治理广土众民的“天下”展开了好几轮辩论。可以说,秦朝制度是在秦初并天下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的。而如果这样看,那么,在秦开始统一战争之前就已经成书的《吕氏春秋》,似乎与秦汉社会基本制度的建立没有什么关系。

要论证《吕氏春秋》与秦汉社会基本制度之间的关联,存在着两个重要挑战:第一,由于吕不韦的败亡,尤其是吕不韦与秦王政的矛盾冲突,后世论者大多认为《吕氏春秋》中的设计与秦统一天下后实行的具体制度间没什么关系。这方面的典型意见如孔颖达《礼记·月令》解题所言:“且不韦集诸儒所作,为一代大典,亦采择善言之事,遵立旧章,但秦自不能依行”[6]。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更将吕不韦与秦王政的矛盾解释为两种政治路线的斗争[7]。在秦王政成为始皇帝之后,当然更不可能采用被他打败的政敌的主张了。这类观点流传广,影响大,但由于材料所限,要证实或者证伪都不容易。因此,这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更加全面、审慎地考察吕不韦与秦王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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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高和荣,王处辉,刘少杰,杨善民,邓万春,何健.中国社会学史.第二卷,群学制度化:全2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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