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与群学制度化相关思想家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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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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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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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东汉时期与群学制度化相关思想家举要

一 桓谭《新论》与群学制度化

桓谭(公元前23—56),仕途一直坎坷不平。汉哀帝时,他曾大力呼吁改革,但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官职也因此无所变动。

王莽篡汉当政后,尊孔复古,甚嚣尘上。他已经是掌乐大夫了,但是就是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常常“独自守,默然无言。”到了光武年间,他担任议郎给事中,多次上书皇帝,反对当时的谶纬迷信之风,与光武帝闹到相当激烈,几乎到被杀的程度。

史称:光武“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1]虽然桓谭没有被杀,但是被贬职到遥远的六安当郡丞。一路上郁郁不乐,终于病逝途中。

关于桓谭的著作,《后汉书·桓谭传》称:“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2]同时代的王充《论衡·超奇》,则称道其书“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3]桓谭的《新论》是一部政治学著作,但其中有些篇章如《王霸》《谴非》《祛蔽》等篇章,也有很多关于群学的论述。

(一)王霸之术

桓谭《王霸》论述古代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并指出上古称三皇、五帝,后来又有三王、五霸,这都是天下君主的翘首。三皇治国靠的是“道治”,五帝靠的是“德化”。三王基于仁义,五霸使用权谋。按照这个说法,没有制令和刑罚,就叫作皇;有制令而无刑罚,就称为帝。并由此引申出王道和霸道的区别。

那么,什么是王道呢?桓谭说:“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4]即奖赏善行诛杀恶行,诸侯都来朝拜,这就是王道;发动军兵,缔约盟誓,借用信义矫正世道,这就是霸道。桓谭还认为,五帝以上太久远了,经和传都没记载,唯有王霸二盛的溢美,可以用来判定古今的事理:“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5]就是说:按照王道的治理,就是先剔除人间祸害,再满足百姓的衣食。然后用礼仪进行教化,用刑罚进行威慑,使百姓懂得好坏去留,因此教化兴盛,天下安乐,这就是王道的办法。

“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6]即称霸成功的,都是君尊臣卑,权力统一,政不两出,赏罚分明,法令明悬,百官驯顺,威令必行,这就是霸道的办法。

桓谭认为,王道和霸道实质上是一致的:“王道纯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具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7]即王道是纯粹的,它所讲的德就像它实行的那样;霸道是复杂的,它所追求的功也像它所做的这样。但是它们都据有天下,君临万民,遗传后世,其实是一致的。

其实,汉宣帝早就对当太子时的汉元帝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8]“霸王道杂之”就是霸王道混用,由此也可以看出,王道和霸道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二)德义之治

桓谭在《谴非》一文中谈道:“夫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则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故咎映消亡而祸转为福焉。”[9]即世间灾异变怪,这是天底下常有的现象。但是遇到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就会修正德行改善政治、反省职责谨慎从事来适应,所以灾害消亡并转祸为福了。

在列举了灾异变怪中转祸为福的事例后,桓谭提出了一个德义之治的论点:“由是观之,则莫善于以德义精诚报塞之矣。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亦不能害德。’”[10]即由以上转祸为福的事例看,对于世间的灾异变怪,没有比用德义精诚来回应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周书》上说:天子遇到灾异就修正德行,诸侯遇到灾异就修正治理,大夫遇到灾异就修正职责,士和庶人遇到灾异就修养身性,这样神就不能损伤治道,妖也不能危害德教。

而对于衰败世道里种种违反德义之治的现象,桓谭也一一进行了解释和鞭挞:“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骄失政,士庶多邪心恶行,是以数有灾异变怪;又不能内自省视,畏天戒而反,外考谤议,求问厥故,惑于佞愚,而以自诖误,而令患祸得就,皆违天逆道者也。”[11]即世道衰败风俗浇薄时,君臣大多骄奢淫靡不理政事,士庶大多心底邪恶行为不正,因此经常有灾异变怪。但是人们又不能内心反省,畏惧上天警戒而改正;对外考察民情舆论,追究灾变产生原因,甚至被奸佞迷惑,导致自己失误,祸患畅行,这都是违抗天意背叛人道的。

(三)形神之辨

桓谭在《祛蔽》一文中,提出了“以烛火喻形神”论点:“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毋灭而竞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又不能后燃其灺。”[12]即精神存在于身体,就像火苗在蜡烛中燃烧一样。如果善于扶持,随着火苗而倾斜,就可让火苗不灭蜡烛烧完。蜡烛烧完了,火苗既不能在空中独燃,也不能燃烧蜡烛底座。在这里,桓谭借用火苗与蜡烛相依存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了精神与身体的依存关系。

接着,桓谭又以一个人的衰老过程,说明随着人的身体衰老,精神是怎样逐渐熄灭的;“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13]人的精神熄灭,就像人的身体的衰老,牙齿掉了,头发白了,肌肉也枯萎干瘦了。而精神也不能滋润其身体内外周边,只能气尽而死,像火苗与蜡烛都完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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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高和荣,王处辉,刘少杰,杨善民,邓万春,何健.中国社会学史.第二卷,群学制度化:全2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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