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边实边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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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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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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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安边实边重安定

群学的制度化在乐群层面的第二个表现是和亲与安边。

和亲在中国古代交往史上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逐步成为中国古代早期民族融合、建制立国的重要机制。比如,在周朝漫长的发展和崛起过程中,周族不断实施了与相邻的羌姓、姞姓和东方夷族任、姒大姓的通婚结盟,对周族争取与国、孤立和逐个消灭包括殷封在内的敌国,无疑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因此本节的第一个命题就是“和亲安边”,这一命题所展示的历史和现实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处理和应对民族关系、移民政策、宗教发展的群学思路,可以从乐群这一维度去化解问题。

安边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长期问题,是国之大事,正如钱穆所说,祭祀常有,而战争为非常事。[2]为追求和平,古人为安定而创设了一系列安边制度。与此相关的命题有三表五饵、都护属国、屯垦戍边、通关互市、救边安民五个重要命题。虽然中国古代的外交关系(华夷秩序)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国家秩序)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这些命题所反映出的和平交往、边疆稳定、养护百姓等制度目标是所有时代的统治者共同追求的。

(何健)

一 和亲安边

在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始终面临着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确保边疆安定,朝廷一般会采用一些措施予以应对。其中,与少数民族和亲就是一种办法。所谓和亲安边,是指朝廷为维护边境安宁和国家安全而采取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措施,以避免或减少军事冲突。

(一)“和亲安边”命题的出处

和亲安边思想形成于西汉。依据现有史料,最早对和亲安边进行系统阐述的是汉文帝。汉文帝后二年,他说:“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於道,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3]

通过汉文帝的话可以看出,之所以选择与匈奴和亲,是担心战争会增加百姓的负担。

(二)“和亲安边”命题制度化的背景

和亲安边之所以成为汉朝应对匈奴侵扰的重要策略,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国家疆域的扩大。汉朝不仅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还大幅度扩大了疆域,将长城以北大片土地并入汉王朝领地,秦长城的屏障作用降低,而长城以北广袤的草原上并没有可以利用的自然地势来用于构筑边境防御工事。在此情况下,汉王朝北向门户大开,匈奴可以驱兵南下突破汉王朝边境入侵内地进行烧杀抢掠,不仅破坏了汉王朝边境的安宁,也直接威胁到汉王朝的统治。

第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力量的发展。早在远古时代,黄河流域以北就有少数民族部落存在,这些民族大都是游牧民族,逐草而生,具有比较强的流动性。在黄河流域国家政权发展演变的同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逐步壮大起来,并且不断向南扩张势力范围。以犬戎、匈奴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不时侵扰中原,给中原民众带来灾难。

第三,汉王朝建立时间短,军事力量有限。尽管汉王朝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由于经历了春秋战国以来频繁的战乱,尤其是秦末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争霸战争,给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造成了极大破坏,因此,汉初整个国家可用于支持军事战争的经济社会资源非常有限,汉初统治者不得不通过和亲政策化解北方匈奴的威胁。

(三)“和亲安边”命题制度化的过程

上述情况表明,和亲安边制度化并非汉王朝主动而为,而是汉朝君主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据《史记》记载,中国早在远古的帝喾统治时期已经有了不同国家之间联姻修好的活动[4],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陷入列国纷争的年代,婚姻外交成为国家参与竞争的重要策略之一,“以取人之国、借大国图存、结为外缆、结交军事同盟、分化瓦解敌对政权、安边及缓和为目的的联姻”[5]大量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秦国与晋国的联姻,后来演变为“秦晋之好”这一成语。[6]不同国家之间的和亲有助于改善国家间的关系,维持国家间边境的和平。

汉朝建立初期并没有立即采用和亲策略应对匈奴入侵,而是采用了军事手段。但是,汉高祖亲自率兵抗击匈奴并没有取得重大战果,反而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后来通过贿赂匈奴单于的妻子才得以脱险。[7]有了“白登之围”的惨痛教训,汉王朝认识到自身对匈奴并没有绝对上的军事优势,甚至因为缺乏有效应对匈奴骑兵快速灵活的作战方法而在对战中处于下风,在此情况下,大臣刘敬向刘邦提出了和亲计策。刘敬说:

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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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高和荣,王处辉,刘少杰,杨善民,邓万春,何健.中国社会学史.第二卷,群学制度化:全2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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