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迈入宗教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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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自传.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卷、文哲学部卷：全2册》

出版日期：2017-05

字数： 1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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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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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迈入宗教和政治

2009年，我曾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约，以5000字左右的学术自述，配合《中国伊斯兰探秘·刘智研究》一书，纳入该社的《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丛书，让读者了解我的写作经历。2011年年初，我又接到《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编委会通知，被列为汝信主编的《概览·哲学卷》入传者之一，要求撰写个人自传。提交文稿之际，正好又接到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邀请函，除了要写一般性的简介和学术成果外，还要提供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学术自传”。2016年，为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成立十周年献礼，周溯源同志望我对以前的“学术自传”再做点增补。作为一名“三门”学者，从家门到校门再到研究部门，学历、经历毕竟有限，即使挖空心思，内容怕也难避干瘪、枯燥之嫌，只能勉为其难了。

1956年来京求学前的经历

1933年10月，我出生于上海市。幼年时，就学于父亲工作的面粉厂子弟小学。小学老师陈莱元先生关于珍惜时间、积累知识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的成长。1946年，小学毕业后，我考入离家最近的上海市立晋元中学。根据中学校史，它的前身是创办于1904年的“工部局华童公学”，胡适曾于1909—1910年在“华童公学”任教。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的汪伪时期更名为“模范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永志纪念抗日英雄、上校团长谢晋元，遂命名为“晋元中学”。

1949年春，上海临近解放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金圆券日日贬值，人心惶惶，社会不宁。市区内已能听到郊区的隆隆炮声。有一次上课铃响后，授课老师可能因为刚刚领到微薄薪酬去买粮食了，迟迟没来教室。开始时，班上很安静。不久，邻座之间窃窃私语声越来越高，夹杂着抬放课桌台面的乒乓声，随之成为全班同学一起抬放桌面的起哄声。响声传到隔壁教室。训育处巡视的老师出现在教室门口时，一种莫名的恐惧随即流露在大家的脸上，教室里突然静了下来。同学一个个被单独严查、询问。由于无法查出究竟是谁带头起哄。最后除了给全班同学人人都记大过外，还被罚在教室外的走廊两侧面壁，这可能算是比较轻的处罚。在混乱时局的当口，似有“杀一儆百”之举。事后得知，校内有地下党组织，班上有进步同学。是否是他们带头抗议的，可能永远是个谜。

进入5月，上海解放前一天的下午，正值初三毕业班会考。考场安排在能容纳数百人的大礼堂。与平日不同，课桌椅单独排列，同学之间被分隔开来，再也无法交头接耳。不时传来的飞机在头顶上嗡嗡的轰鸣声，在空旷的考场里显得更加刺耳。炮声离市区越来越近。试题不难，考场却不宁静，同学们已无心答题；监考老师似乎也心不在焉，不像平日那样严峻。可能大家都意识到上海马上要发生变故。在考试进行不到一半时，教导主任葛士表老师前来宣布暂停考试，让大家看通知，以后补考。

上海解放后，老百姓的生活很快步入正轨。我到校看到秋季招生报名和新生入学考试日期的通知。没有公布补考通知，只有初三毕业班直升本校高中的名单；班上有近一半的同学升学，我名列其中。这可能是学校根据平日学业成绩做出的决定。高中三年，社会上的运动也在学校中得到反映。作为年轻人，积极参加当时的运动，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和行动。1952年我高中毕业。在报考大学过程中，我被校领导选中留校任教，随即步入工作岗位。

后来得知，市教育局在各校该届毕业班中共留有数百名学生。教育局除在各区成立学习组，每月聚会学习外，还组织集中学习以提高我们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我还有幸被派到市中级党校参加政治理论学习。

1952年秋季开学后，教导处分配我教政治。这一年，晋元中学的初中一年级扩大到10个班，当时，二年级有4个班；每个班有40多名学生。初中的这些班级里，大多数学生是少先队员。由于年轻教师中我的年龄可能是最小的，另一位政治课老师于戈先生拉我去帮他的忙。我并不知道他是少先队辅导员。我在帮忙过程中，没有校方的通知，更没有现在所说的任命，我就接替了他的辅导员工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为了做好辅导员工作，我动了点脑筋，成立了童声合唱队，请几位老师指导科技、生物、刺绣等小组；假期里更是组织夏令营、篝火晚会、故事晚会等活动，算是活跃了一番。1955年上半年，学校分配来了一名专职的团队干部，即从部队转业的女干部江容同志，她很自然地接替了我的工作。但不管怎么说，我在这三年的最大收获是组织工作能力得到了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