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的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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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自传.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卷、文哲学部卷：全2册》

出版日期：2017-05

字数： 18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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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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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涉的欣悦

我的童年是在江苏无锡北乡农村度过的。1937年冬，我正好5岁，正是开始记事的时候，亲身经历过日本鬼子奸淫烧杀的血腥场面，也险些被日本鬼子挑死（可见我写的《直面战火的童年》，《文汇报》2007年7月8日）。6岁时，我进入本村的私塾，认了百来个方块字，念了《百家姓》《三字经》。后因先生老病，停了私学，就转入巷上的另一个私塾。这家私塾的先生，见我已认了一些字，竟然教我念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那时真是什么都不懂（现在稍加复念，两文可以全文背诵），背完后，就给我学了一些“洋课本”，就是当时小学里念的课本，当时小学叫作“洋学堂”。第二年我进了邻村全旺的洋学堂“全旺小学”，学校设在朱家大祠堂。后来全旺的土匪头子“游击队”造了新楼房，怕鬼子来清剿放火，就让小学搬到了他的家里。一天鬼子来到全旺，闯进了我们学校，老师为了保护学生们的安全，就叫我们跟他大声念日语字母。但是鬼子让一个汉奸看了课程表，大发淫威，上去对老师左右开弓两个巴掌，老师口角顿时鲜血直流，吓得我们看都不敢看。

父亲少年时入过私塾，写得一笔好字，在县城一家纸店当店员，母亲在农村务农。农忙季节我帮母亲种田，10岁前，各种农活都干过，如拔秧、割稻、割麦、沤肥、采桑与养蚕等。1942年年底，举家迁到城区居住，次年春，我考入当时无锡县模范中心实验小学四下读书。1945年考入无锡县中学读书。八年沦陷期间，我亲身经历日寇无数暴行，激发了我对日寇的憎恨，培植了我的强烈的民族感情。

进入五年级后，我开始喜欢课外阅读，主要阅读武侠小说与外国的几本儿童小说。到了初中二年级，在老师的启蒙教育下，我的阅读兴趣发生了变化。老师让我们读“五四”后的新文学，说这是描写下层老百姓生活的，是血和泪的文学，我深受影响，于是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作品，从此抛弃了武侠小说。我当时朦胧地想将来当个作家，为老百姓写作。于是做完功课后，我十分自觉，又是阅读新文学作品、古诗词，又是练习写作。在初三那年，我写散文、速写、小小说、童话、短篇小说，一年下来竟写了5个练习本，至今还保留着4个本子。1948年初中毕业，由于我直升高中，无须为考入高中张罗，于是当年9月我给当地的《人报》连续投去两篇速写，《口试》与《人情》，居然都刊登了出来。报社寄我稿费通知单，我去领取时，大约我穿着平常，又是个少年，在报社门口转了几回，看门老头骂我“小赤佬”“小瘪三”“不转好念头”，从门后抄起了棍子，竟把我赶跑了，让我着实委屈了一阵。

升入高中后，内战形势变化极快，我的个人情绪也不断起伏，觉得期待很久的平等、正义、为穷人服务的新政权要出现了，金迷纸醉、贪污腐化、没落腐朽的旧社会要溃灭了。1949年4月无锡解放，我很快适应了这个新社会，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这时我读了不少解放区出版的小说与苏联文学作品，觉得这是我极为陌生的新世界。我本能地觉得，不了解新的生活方式，是很难写作的，所以这两年竟没有继续写下去。1951年，高中毕业，经学校介绍我报考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录取后就到了北京。在大学期间，我不断改造思想，只好把将来写作当作家的思想，当作个人主义来批判了。但是写作的想法实在让我难以忘怀，可不断要对它进行自我检讨与批判，到后来批判得我自己都怨恨起来，终于放下了写作的念头，适应了学校的要求。1955年，经学校推荐，通过考试，保送我去苏联学习俄罗斯文学，这对我这个穷学生来说是从未梦想过的。我被录取后，于1955年10月去了苏联，进入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院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1959年9月回国，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78年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入苏联东欧文学组，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1961年进入文艺理论组从事研究工作。

“文化大革命”前运动连年，一会儿搞国际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一会儿搞资产阶级思想大批判，我被组织起来参与其中，批判苏联以及卢卡奇的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也即批判所谓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我把我写的这种批判文章，称作白天的写作。写这种批判文章，虽然我也想努力说清道理，但它们是在“左”的文艺思想控制之下写出来的，方向自然是错误的。在整个大形势下，我难以例外，其中有的文章还伤及一些老专家（1978年后向他们道歉了）。同时我还写作另一类型的文章，我后来称它为晚上的写作，如探讨灵感、想象、细节描写与典型化一类的文章等，都发表了，还有如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写作《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这部书稿直到1980年才出版）。这一类文章则可以算作我那时的一些学术探索的初步收获了。此外，我也花了几年时间，参与所谓整社、“四清”，以及脱产专做部分行政工作（以代替下放劳动）。在“文化大革命”前六七年间，我极力抓住空闲时间，努力自学，即使在那饥饿的年头，我也常常读到深夜，摸黑回宿舍就寝。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候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跟跟派”，我是真心响应号召参加运动的，站到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谁知“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个大错误，群众一大批一大批成了反革命，我被专了10年的政，进入了“地富反坏右”的行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幸好在1978年平了反，从鬼变成了人，从此我拼命地、一心一意地投入学术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