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领域跋涉六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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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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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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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领域跋涉六十载

适应于对外开放的需要,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从做报告介绍情况,组织翻译主要原著,发表论文阐释怎样认识这一思潮,到出版研究这一思潮及其理论的专著,被媒体称为“中国研究‘西马’第一人”。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把重点转向研究当代中国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先后致力于评析“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调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特别是阐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930年7月3日,我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从上小学开始,因为想躲避日寇、减轻日寇侵略所带来的影响,我随着家人从城里到乡下、从无锡到上海来回地迁徙,有时甚至1年内要换上两三个学校,直到抗日胜利,我考入辅仁中学以后,才在那里读到高中毕业。那时,我和选择读理工科的大多数同学不同,因对国际公法产生兴趣,所以报考了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但在大学毕业时,因当时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清理积案的需要,我被分配到上海市大场区人民法院当审判员。一段时间以后,又因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检察机关的需要,我又被调到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去当检察员。在那里,我心无旁骛地响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号召,一心扑在建立正规检察制度的试验上,所办的几件典型案件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肯定和通报。1990年出版的《淄博检察志(部门志)》记载:由于我通过这些案件所进行的“试点工作比较早,收效大,经验好,对促进全省全国检察工作的开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在工作中碰到了怎样判断在刑事案件中因果关系的中断还是连续的问题,激发了我对哲学的兴趣,于是就在业余时间读了一些哲学书籍。刚好那时全国正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报纸上又刊载了国务院第85次会议关于中国科学院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的决定,于是我决定报名应试,就这样我从基层司法机关走进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我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 关于“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讨论

我到哲学所当研究生的时候,正值所里号召青年研究人员“打好基础”的时候,我是研究生,又是非哲学专业出身,所以,导师李光灿同志特别嘱咐我说,打基础,首先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打好基础。正是从那时开始,我比较系统地认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几十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习惯:遇到问题时先考虑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我所接触到的种种看法哪些与此相符合、哪些与此相背离?新提法出现的背景和根据又是什么,应当怎样判断是非、决定取舍?应该说这种启蒙训练对我日后的学术生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我在学术研究领域里漫游时始终牢记要把握好这个指南针,不断地检验自己的想法,对的就坚持,错了就纠正,不要弄到偏离方向、走到斜路上去的地步,同时又密切关注着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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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溯源,赵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自传.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卷、文哲学部卷:全2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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