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转型与伦理变迁之原始发生的“史前史”考察

这里的“史前史”是一个比附性的论说，即指20世纪70年代末由中国共产党人策划和统领的全面改革历程之前的社会历史状况。依照历史这一长时段思维的要求，当代中国人的基本情绪、德性结构、理性世界是在整个华夏史的生成与演化中培养起来的，无论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还是近代的充满内外冲突的社会状况，中国共产党史的整个历程，尤其是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几十年，那时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前人的情感世界、理性判断与推理，或以和风细雨的形式，或以疾风暴雨的样式，深深地植根于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之中；古人的情感表达、理性判断和推理，以集体记忆的形式，积累成文化基因，遗传给后人；这些情感、判断、推理已经变成了无意识，深深地嵌入后人的精神世界中，成为他们整个意识结构中的原始意识或前意识。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也是必须正视和重视的事实。然而，就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伦理变迁这一主题而言，在促发社会转型之原始发生的诸种要素中，距离最近的要素一定是影响力最大的，这便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史、共和国史。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客观而细致地考察这个“史前史”的要素是如何推动社会转型的，并通过社会转型走向一个全面发展和进步的历史状态。

（一）价值观念与价值实践的双重逻辑变奏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现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分明是一种信仰、信念、符号和情怀，更是一种为着这些信念和符号等而进行的前赴后继、跌宕起伏的伟大实践。

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通常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最早使用的是德国神学家、天主教本笃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他在1753年与人论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二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先使用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后来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相联系而获得了政治意义。第三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20—30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球》杂志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

19世纪30—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后，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社会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曾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马克思在1842年10月2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不过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

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但是，“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和用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19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19世纪70年代，西学东渐，“社会主义”一词才开始在日本、中国书刊中出现。日本学者加藤弘之于1870年在《真政大意》中用日文片假名音译西方“社会主义”一词，西周于1871年在《百学连环》中意译为“会社之说”，福地源一郎于1878年6月《东京每日新闻》上第一次用汉字意译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洋杂志》于1878年音译为“索昔阿利司”，《万国公报》于1899年意译为“安民新学”、“养民学”，康有为、梁启超从1901年至1902年意译为“人群之说”、“人群主义”。梁启超从1902年9月25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8期开始，把当时日本人通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过来。从此，“社会主义”一词在中国书刊中逐步得到使用。梁启超是最先把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李大钊是第一位在中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人。

关于社会主义平等之观念史的梳理，必须结合不同时期的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来进行，人们是在解释和论证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表达其平等观的。更为复杂的情况还在于，并非任何一种冠以“社会主义”名称的主张和理论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恩格斯针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卡尔·海因岑在1847年9月26日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一篇歪曲和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写下了“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这篇名作。在文章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制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趋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而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1]紧接着，恩格斯又于1847年10月底至11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了纲领草案，这就是著名的《共产主义原理》。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以问答的形式深刻而全面地阐述了与共产主义密切关联的二十五个问题。《共产主义原理》被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这不仅在于，它回答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流派对真正社会主义在观点、立场和态度上的原则区别，更在于，近100年来人们在认知和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上的某些偏颇甚至错误，在这部著作中早已澄清了。

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2]那什么是无产阶级呢？“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3]无产阶级产生的社会条件乃是工业社会、商品生产关系，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生产了财富，却给自己生产了贫穷；他给资本家的愈多，留给自己的就愈少。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全面的贫困乃因为全面的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结束私有制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实现解放的根本道路。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呢？“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公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4]那么，共产主义者要通过废除私有制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劳动、共同管理生产资料、共同分配生活资料，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呢？它需要何种样式的条件呢？“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实现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5]恩格斯在“最终废除私有制将产生什么结果”这个标题之下，预想了废除私有制之后的景象：（1）剥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交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支配，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2）扩大的生产会引起生产过剩，然而这种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生产过剩引发新的需要，同时将会创造出满足这些新需要的手段；（3）工业生产会出现进一步扩大的景象，产生更多的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起来的需要；（4）阶级将消失，人们只是因为职业的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阶层；（5）每个人不再是一个片面的人，而是一个全面的人；（6）教育将使每一个年轻人可以在许多生产部门劳动，而不至于成为极为片面的人；（7）城乡对立将会消失。恩格斯总结道：“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废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6]这是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整个蓝图的深刻而完整的阐述。后来，恩格斯在写于1876年9月—1878年6月的《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部分、在写于1880年1—3月上半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又更加详尽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7]恩格斯在后来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第三部分又几乎一字不变地重述了这一原理。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分析之上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科学理论。事实证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代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原则。因此，我们无须再对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社会主义观念史以及社会主义平等观念史进行详尽的整理和梳理，这对着眼于社会主义平等的实践而言，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只要准确、正确而全面理解和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简约地梳理社会主义实践史，对于研究和实现转型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平等问题似乎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