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基于主谓词双重真实的个体观重建

引言

马克思基于实践活动这一存在论基础所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个体理论，相较于前人的个体理论无疑具有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意义，尽管这种革命性变革有其自身的限度。^[1]就本书的理论关切来说，笔者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个体理论在思想史上所实现的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对我国当前的人学乃至整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学术意义。这种理论和学术意义，尤其体现在它为重建一种新个体观打下了基础。从本书视角来看，诚如前文所述，即从语言哲学中的主谓关系视角看，包括马克思思想中相关论述在内的全部个体理论，在主词指称对象（主体）的理解上，都没有将其落实为专名意义上的现实中的个体。因此，既往的全部个体理论或多或少都存在“虚而不实”的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对既往的个体观进行理论上的重构和重建。进而言之，笔者要重建的这种个体观，是基于对一种特定的视角即主谓词关系的分析，和对既往西方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和马克思）在个体理解上的“得与失”考察之上进行的。

本书的分析已经表明，柏拉图的“型相论”之特点决定了他不可能给予个体以本体地位；亚里士多德尽管主张给予个别性的“第一实体”以本体地位，但最终还是陷入摇摆不定的局面；黑格尔的绝对主词“精神”（理念）、费尔巴哈感性的“自然”和现实的“人”，由于仍然拘执于种或属的层面而不能落实为“现实的个体”（real individual）；施蒂纳的“唯一者”（“我”）由于过分内敛，把全部谓词回收到主词—主体自身而不扩展开来，从而无任何规定，^[2]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它还“陷在里面”，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展示出来；而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亦由于其对主词—主体的“搁置不问”，只重点关注对主词—主体进行意义填补和建构的谓词部分，从而导致作为主词—主体的“现实的个人”尽管内涵很丰富、意义很饱满，但主词—主体本身并没有被要求落实为现实生活中专名指称意义上的活生生的“个体”。在对真正个体的考察上，他们的缺陷在于：一方只把目光聚焦于主词—主体而忽略了谓词相较于主词填补意义的重要性，另一方则搁置主词—主体而仅仅探究谓词（意义填补）。而笔者认为，对个体的考察必须将主谓词辩证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要保证主词—主体指称一个现实的、专名意义上的具体个体（individual），只有如此方才担保主体—主词的“真实”；另一方面，必须使主词—主体自身运行扩展开来，以便谓词得以充分展示，从而使作为主词—主体的个体意义得以丰满起来。当然，主词—主体之谓词亦有真实与虚假的区别，只有那些真实的谓词填补给了主词—主体才能真正充实作为主词—主体的个体。^[3]但不管怎么说，对主词—主体（如“现实的个人”）的谓词（诸如“有血有肉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处以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等等）之真实性的考察，必须首先落实为对主词—主体自身现实性和真实性的考察上，同时在确认主词—主体为真实个体的前提下重点考察谓词。主谓词指称对象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必须关联起来考虑，并首先落实于主词—主体的真实。

本章内容共分三节。第一节主要基于主谓双重真实的视角综合论述黑格尔和马克思考察个体问题的得失；第二节主要由主谓关系结构论述在个别词作主词的情况下，句子真假的几种可能性以及句子的时间性问题，以此说明从主谓关系结构考察真实个体出场的复杂性；第三节考察个体与世界“和解”的三种模式，即“内敛收缩法”、“外展膨胀法”和“明智区分法”，并分析了个体与世界和解的动力问题。

第一节 主谓词的双重真实：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得与失

由主谓关系分析视角重建新个体观，至少涉及主词指称对象和谓词的赋义两个方面的问题。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和现实的个体要出场，一方面，要求主词指称对象必须落实为现实生活中单名指称意义上的个体；另一方面，要求谓词为其填补和建构的意义一定能够在此指称对象身上得以“例示”，即找到意义对应物。换言之，主谓词必须同时为真（实）。将这一理论“视点”用于考察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主谓关系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各自既有成就也有局限。

一 黑格尔的教训：个体湮灭在谓词中

笔者仍然从马克思对黑格尔主谓词颠倒之批判说起。

针对黑格尔将理念或绝对精神作为主词而把市民社会、家庭、现实的个人等作为谓词的这种颠倒状况，马克思明确区分“现实的主体”和“非现实的主体”，并指出，黑格尔实际上是将理念、绝对精神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将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想象的内部活动”。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应该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和主体。倘若像黑格尔那样，将理念变为独立的主体，那么“现实的主体”即市民社会、家庭、情势和任性等就会变成和他们自身不同的、非现实的、理念的客观要素。^[4]但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5]马克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的、实在的主体”出发，或者说“他没有把现实的存在物看作无限物的真正主体”，而是从谓语和一般规定出发，导致他将谓语、观念独立化，使其成为独立的主体：“如果黑格尔从作为国家基础的各现实的主体出发，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以神秘的方式把国家变成主体。……各谓语的存在是主体，因此主体是主观性等的存在。黑格尔使各谓语、各客体变成独立的东西，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把它们同它们的现实的独立性、同它们的主体割裂开来了。然后现实的主体作为结果出现，其实正应当从现实的主体出发，考察它的客体化。因此，神秘的实体成了现实的主体，而实在的主体则成了某种其他的东西，成了神秘的实体的一个环节。正因为黑格尔不是从实在的存在物（，主体）出发，而是从谓语、从一般规定出发，而且毕竟应该有这种规定的体现者，于是神秘的观念便成了这种体现者。黑格尔没有把普遍东西看作现实有限物的即存在的东西的、被规定的东西的现实本质，或者说，他没有把现实的存在物看作无限物的真正主体，这正是二元论。”^[6]正是因为黑格尔将普遍的、观念的东西本身变成一种独立的东西，并将其同经验的存在直接混淆起来，致使他非批判地把有限的东西当作观念的表现。^[7]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想给抽象的实体、观念写传记，于是人的活动等在他那里一定表现为其他某种东西的活动和结果，其次是因为黑格尔想使人的本质作为某种想象中的单一性来独自活动，而不是使人在其现实的、人的存在中活动”。^[8]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要求将黑格尔视为主词—主体的“理念”（Idea）解读为谓词，而将被其视为谓词的“家庭”、“市民社会”、“情势”和“任性”等，理解为“现实的主体”。^[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