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边疆理论前沿研究报告（2016—2018）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并提出“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任务，为新时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此思想指导下，在既有研究基础上^[1]，做好《马克思主义边疆理论研究前沿研究报告（2016—2018）》，是马克思主义边疆学建构的重要环节。总体而言，2016—2018年，边疆研究继续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在边疆理论研究领域互动深入，讨论热烈，但在学科理论、方法、构建路径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分歧，深刻反映出中国边疆研究的特殊性和学科构建的复杂性。

一 边疆理论研究前沿动态

2016—2018年，中国边疆研究因应构建新时代中国边疆学的需要，呈现与以往不同的态势。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于编写《中国边疆学概论》或《中国边疆学简论》形成新共识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边疆研究专栏，发表许建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化新疆意识形态治理与建设》、孙宏年《“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与时代意义》等系列文章。2017年8月5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新疆研究室联合举办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边疆史地与边疆学座谈会”，围绕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以及边疆史地与边疆学学科建设的主题进行了研讨。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提出，该书对我国当代边疆史地研究和边疆研究做了一个系统梳理。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提出，马大正先生这本书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集大成的研究。周伟洲就中国古代的边疆问题谈了几点看法：一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疆域，有没有边疆？怎么来认识，怎么来确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讨论历史上的中国的问题，很多学者（比如白寿彝）是以现在的边疆概念套用古代的边疆，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看法就是古代的中国和边疆，就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边疆。统一多民族中国有统一，有分裂，比如三国、魏晋南北朝，怎么认定边疆？二是天下观的问题。对于“天下”，历代认识也不一样，“天下”也在变，天下观怎么看？怎么样和现代接轨？天下观跟古代疆域有没有关系，关系是什么？古代疆域到底怎么确定？比如唐代边疆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三是边疆与中央的关系问题。有了国家才有边疆，作为国家的边疆。古代中国的边疆要以作为中国的国家为中心。以内亚为中心，以世界为中心，这样的视角，根本就说不过去。四是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国内学者要有角度。国内已经有一些边疆学的讨论，有不同的视角，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五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继续发扬中国边疆研究的传统。不要以外国理论为范式，跟着外国的理论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李大龙主编提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以统一多民族中国与边疆以及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和百年探索为题，回答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原点和起点问题，体现了对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探索。与会专家希望集体编一本有中国传统的由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的书，完全同意马大正关于编写《中国边疆学概论》或《中国边疆学简论》建议。^[2]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即唯物史观原理，在恩格斯看来适用于一切历史科学，作为历史科学的中国边疆学自然不应例外。在中国边疆研究所重点课题“唯物史观与中国边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宋培军《中国边疆治理的“主辅线现代化范式”思考》从世界历史民族的角度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中国边疆的互动以及中国边疆治理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唯物史观原理即生产方式制约论、生产力制约论、社会存在决定论^[3]指导下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4]“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受生产力（Produktionskräfte）制约（bedingte）同时又制约（bedingende）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5]可见，生产力制约论被他们视为原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明确说，唯物史观是他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6]。应马克思请求、经马克思审改^[7]的恩格斯写的书评也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恩格斯指出：“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8]这里非常明显，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的“原理”只有一个，“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这个基本观点”“这种世界观”指的都是一个东西，也就是他上文所说的“下面这个原理”“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原理就是“社会存在决定论”，就是“生产方式制约论”，就是生产力制约论。列宁把“社会存在”等同于“经济”：“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