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6—2018)
一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1.正确义利观
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习近平主席提出6年来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中。
《求是》杂志刊登的《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1]指出,正确的义利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正确义利观主张尊重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摈弃丛林法则,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取利有道,互利共赢。反对帝国主义为了自己国家的极端的狭隘的民族利益对弱小民族国家的侵略、殖民与霸权,因此,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狭隘的国家利益观的修正与超越,引领中国外交站在了人类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道义制高点上;正确的义利观坚持“义利相兼”“以义让利”“合作共赢”。当代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价值追求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追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也是对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弘扬,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新时代下的完美结合。正确义利观从维护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价值追求,具有国际视野和为人类谋利益的胸怀。
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给出的中国方案,因而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习近平主席指出,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全球治理日益成为对外工作的前沿和关键问题。我们要勇担重任,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平衡、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2]
全球治理体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主席强调,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实走深、行稳致远。要运筹好大国关系,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形成携手共进、共同发展新局面。[3]
当今的全球化、全球治理体系,总体来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在上一轮全球化被打断后,对大萧条的贸易政策以及二战的反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治理体系已有七十多年,给全球和平、繁荣提供了保障和促进。当然它也不完美。比如这种治理体系组织机构碎片化、决策效率低、缺乏包容性、公平性等等。但总体来看,它适应了全球化的需要,也确实要不断地去改革和完善,进而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4]因此,要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完善,使其更加公平公正地反映、维护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发展诉求。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
1.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马克思的国际观及其当代价值》[5]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上是具有代表性的,该文认为马克思国际观的哲学基石在于唯物史观。“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6]对这一规律的揭示,意味着马克思“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7],也成为马克思理解和阐释国际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方法论前提。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8]
由此作者概括出,马克思是一方面动态地发展地看待和审视国际社会的发展与运动。以发展的、动态的、矛盾的视角看待和分析国际社会的矛盾运动和发展。另一方面理性批判和辩证追问资本主义时代的内在逻辑。作者指出,马克思国际观的批判特质体现为三个维度:哲学批判,不仅对唯心史观进行批判,同时对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等意义的一切唯物主义进行批判;制度性批判,即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雇佣制度、贸易政策、殖民主义等进行批判;时代性批判,即对自由竞争时代、殖民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因为“这个时代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9]这样来看,研究国际问题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始终遵循唯物辩证法则,已成为马克思国际观的科学精髓和思想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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