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2016—2018）

一 研究概况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在长达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不同发展时期，在不同时代针对不同问题形成了观点不同的诸多流派。总体而言，时代的变迁与复杂性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变化与多样性。正如安德森（Anderson，P.）所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内的每一个体系，都具有来自当时和过去不同范围和水准的社会和思想结构中的多种决定因素的印记，在决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的基本历史关头的背景中，产生了理论的广泛多样性。”^[1]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巴迪欧（Badiou，A.）等人强调哲学要勇于弃旧迎新，在2017年出版的《条件》一书中，他更是以此为己任。^[2]2018年适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世界各地纷纷开展纪念千年思想家的活动，但也不能不看到，在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纪念”只是知识分子代表底层群体所发出的情绪化表达，具有实质性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黯然失色，日益在资产阶级学院中被边缘化，甚至被驱逐。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了反思阶段，许多基本问题也被重新思考。2018年《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的再版及畅销很能说明问题。^[3]格特弗瑞德（Gottfried，P.E.）则在《马克思主义的离奇死亡：新千年中的欧洲左翼》批判了“后马克思主义左翼”，指出此“左翼”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继承了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多元文化理念。^[4]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识到，唯有秉持马克思思想不可超越的现实性，始终将马克思思想的精髓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才能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中不断实现马克思思想的真理性、批判性和当代性。在反思的大背景下，2016—2018年国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在公平正义、生态问题、左翼政治、批判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继续深化外，还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热点，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新努力，围绕时代问题对阿多诺思想的深入研究，等等。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一个不断向世界融入和敞开的过程。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说服力注入了新内容，同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参考性理论资源。历史进入21世纪后，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更是成为一种新时代的自觉学术担当。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试图抓住历史机遇，从过去的“跟跑者”，现在的“并跑者”，向未来的“领跑者”转变，将中国建设成为未来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进入一个深入反思阶段，即立足于反思，以开放的心态，全面地了解和梳理西方学界的研究现状、当下成果与历史局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服务，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服务。除了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几方面继续反思和深化研究外，2016—2018年在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得与失、反思批判理论、反思科学技术理论，以及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上都有值得关注之处，当然也存在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 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研究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始终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深刻塑造着德国乃至欧洲的当代思想版图。2016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专著《转型期》的英文版，针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欧洲政治方案和民主观念等问题作出回应。^[5]新出版的论文集《哈贝马斯与欧洲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个关于认同在欧盟运作中的重要性的新颖视角，这一视角是哈贝马斯在《欧盟的危机：一种回应》中所列示的。^[6]奥菲（Offe，C.）出版了专著《陷入困境的欧洲》的德文版，呼吁一种共同的经济社会政策，缩小欧元区的差距。^[7]霍耐特（Honneth，A.）与法国哲学家朗西埃（Rancière，J.）之间的对话以英文发表。^[8]霍耐特聚焦于承认概念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朗西埃提出基于分歧（异见）的现代政治理论，二者的交锋试图提出新的正义框架，激发社会政治变革的新观念。针对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杰基（Jaeggi，R.）区分了批判资本主义的三种方法，即功能的、道德的和伦理的论证策略，阐述了这些批判的规范性预设和标准^[9]。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本身的关注由哲学扩展到经济，政治，语言和文化等领域。例如，《人类科学史》杂志组织了一期以“哲学与（政治）经济”为主题的文章，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经济视野。罗斯（Rothe，M.）和荣格（Ronge，B.）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与（政治）经济》^[10]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聚焦对经济的哲学批判遗产。甘格尔（Gangl，M.）的《围绕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议》^'>[11]讨论霍克海默的挚友波洛克（Pollock）的经济观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库恩（Kuhn）的《亨里克·格罗斯曼与批判理论》^[12]则再现了格罗斯曼与霍克海默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交锋。弗兰克·恩斯特（Engster，F.）《主体性及其危机》认为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中，经济是主体性的一个组成部分。^[13]在《历史社会学与本体论》一文中，奥尔森（Olson，K.）分析了经济在基希海默（Kirchheimer和施密特（Schmitt）《合法律性与合法性》一文中的地位。^{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Vol.29，No.2，2016，pp.96-112.}

（二）不断深入的阿多诺研究

1.阿多诺与“消极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