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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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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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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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实践探索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实践探索离不开特定的时空背景,其发端于改革开放前本国自然环境问题的积累,也为西方生态文明理论探讨所推动,更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所加速。根据社会历史情境,可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实践探索分为三个阶段:生态文明研究的兴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及其行动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及其实践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实践探索创造性地指明了不同文化理性结合的基本方法、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共进的内在机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布局的实践方向。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宏观视域得到整体阐释、战略部署、系统实践与国际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实践探索助推的自然环境保护与治理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与人民日常生活改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实践探索的生成不是单向机械的,而是在对中国积累自然环境问题的把握、苏联生态问题的镜鉴以及不同生态文明理论的交织耦合中生发确立的。从历史维度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实践探索从生态文明研究流变到可持续发展再到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党和国家给自然环境保护与治理赋予权利的过程,也是自然环境保护与治理中国化理论创新和体系化付诸实践的历程。基于此,本文通过厘清20世纪80年代左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实践探索的交互作用因素,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之前自然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进程,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实践探索的经验启示。

一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实践探索的历史境遇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实践探索生发的主要背景如断线珍珠般散落于改革开放的历史长河中。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实践探索的历史境遇,既有助于在改革开放史中探究其影响条件和机制,又能够反映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互动的结果。

第一,复杂严峻的中国自然环境问题。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复杂的地形地貌,导致中国“每年约有5%左右的GDP为各类自然灾害所侵蚀”[1]。改革开放之前,中华民族经历了生态蒙难的“痼疾”: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然发生的自然环境问题。据粗略估算,“从1840年到1978年的近140年间,中国没有战争的时间最长不超过9年”[2]。1840年到1949年的战火纷飞,致使大量石油能源、金属矿石在短时间内被消耗,还破坏了土壤的新陈代谢,使大量良田退化为荒地。侵华日军惨无人道、泯灭良知的“三光”政策、细菌战、地雷战,更是造成了触目惊心的水土流失与荒漠化问题。西方列强100多年的资源攫取、暴力掠夺,致使中国岩石圈破坏、空气污染严重、森林覆盖率锐减、生物圈平衡遭到破坏。二是1953—1957年发生的工业污染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保障民众生活,并未意识到自然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消耗问题的潜伏性以及将会导致的危害性,自然环境保护与自然环境治理尚未被领导人以及政府列入国家议事列表与大政方针之中。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健全,工业文明落地生根与大步前进导致的自然环境污染与资源消耗问题先后显现在抚顺、沈阳、大连、鞍山、青岛、上海、天津、北京等中心城市。三是“大跃进”是中国自然环境破坏与资源消耗问题的累积时期。为了“又快又好”实现“赶英超美”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全国各地不断提高钢产量与农产品的预设性数值。在农作物种植方面,全国各地为在短时间内扩大耕地亩数与种植面积,采用围湖造田、毁草造田、毁林开荒等一系列目光短浅的手段,加剧了土地的荒漠化和水土流失。在工业生产方面,“修建了炼铁、炼钢炉60多万个,小炉窑59000个,小电站4000多个,小水泥厂9000多个。工业企业由1957年的17万个猛增到1959年的60多万个”[3]。以上企业与工厂的“三废”大多没有得到科学处理与排放,环境污染迅速在很多地方蔓延开来。四是由于规模扩张,“文化大革命”是我国自然环境与资源消耗呈现局部恶化的阶段。首先,城市发生的近海污染事件、蓟运河污染事件、北京鱼污染事件、松花江水系污染事件,已经在区域扩展中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其次,水土流失、土地盐渍化、森林沙漠化、水田沼泽化等土壤圈的环境问题直接影响到事关千万亿农民经济来源的农牧业的正常发展。以土地沙漠化为例,1958—1976年,“中国沙漠化面积超过建国前的历史总和,达9万平方公里”[4]。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就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进程,但由于历史遗留的自然环境问题与“外延式增长”的工业化推进,工业污染导致的自然环境问题也越发严重。虽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也进行了包括兴修水利、绿化祖国、治理污染在内的朴素生态文明实践,但自然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仍处于逐年严重的发展趋势。以植树造林为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植树造林总体上是有效的,但过高的木材砍伐指标与民间乱砍滥伐,造成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徘徊不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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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恩.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实践探索[C]//马俊峰,史小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1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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