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劳斯的具体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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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逻辑观念的变迁》

出版日期：2023-11

字数： 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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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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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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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特劳斯的具体的、秩序性的“内涵逻辑”

索绪尔把任意性视为语言符号的最基本特征，并且认为，“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1]。因此，语言学可以成为整个符号学的典范。索绪尔的语言学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按照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观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任意性原则一方面打破了天然的、理性的语言的神话，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就在于他能够创造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内部的结构对于人类文化的结构具有示范和基础性的意义。按照美国结构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的观点，世界上不存在传统意义上客观的世界，“‘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绝对没有两种语言在表现同一社会现实时是被视为完全相同的……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听到和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东西，但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团的语言习惯预先给了我们解释世界的一些选择”^[2]。在萨丕尔看来，不同的“现实世界”是由不同的语言形态建构出来的。语言不是在一个现实世界上贴上形式的标签，而是按照自己的内在机构去划分和解释现实世界。一种文化是通过语言的“编码”手段和自然发生关系的，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按照语言的模式进行“编码”的活动^[3]。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斯特劳斯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的结构去理解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

（一）斯特劳斯对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的创造性运用

斯特劳斯宣称，“我们应该向语言学家学习，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想一想我们怎样才能在自己的领域使用同样严密的方法”^[4]。如果说语言构成了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那么它必然“同时构成文化现象的原型，以及全部社会生活形式借以确立和固定的原型”^[5]。因此，在人类社会现象的序列和与此相应的各种科学之中，没有任何一项能够离开语言以及由其活动所确立的基本结构。正是以上述基本假定为基础，斯特劳斯把人类学现象当成符号系统来研究。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斯特劳斯创造性地将语言学模型引入人类学研究之中，提出了关于亲属关系的新理论。斯特劳斯把“婚姻规则和亲属系统当成一种语言，当成一种在个人和群体之间建立某种沟通方式的一系列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起到中介作用的是能够在氏族、宗族和家族之间流通的群体内的妇女，它代替了能够在个人之间流通的群体内的语词，但这种代替根本改变不了以下的事实：这两种情形在现象上有着完全一致的本质”^[6]。斯特劳斯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一套“亲属关系”制度，这个制度是建立在乱伦禁忌基础上的婚姻规则，即谁和谁可以结婚的规则。建立在这个规则基础之上的亲属关系系统和语言符号系统具有相似之处，它们分属于同一社会的不同类型的交流系统，是由“同一的无意识的结构”产生的。在斯特劳斯看来，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同交换相关，在语言系统中交换的是作为能指/所指的符号，在亲属关系中交换的是女性。在亲属关系中，使女性具有流通中介意义的关键是乱伦禁忌。由于乱伦禁忌，在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中，社会成员被划分为两大团体：一个是可以与之结婚的，一个是不可与之结婚的。这样一来，亲属关系制度、婚姻规则就能“借助盘根错节的血缘和姻亲关系，来保证社会团体的永久性存在。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蓝图规划，这机制把妇女从她们的血缘家庭中‘抽吸出来’，重新分配给各个姻亲团体，结果这种过程就形成了新的血缘团体的过程，如此循环不已”^[7]；“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女人的生育活动是该群体得以存续的生物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女人是该群体中最宝贵的资源。同一群体的女人既是该群体中男人们的潜在性伴侣，也是其他群体的男人欲望的对象，因此，促使这些群体进行合作的最佳手段无疑是在它们之间交换女人。但这种交换必须符合一定的要求，即父系兄弟的孩子们之间或母系姐妹的孩子们间是不能通婚的……原始社会的乱伦禁忌使女人变成了在不同群体之间流通的中介性‘符号’，就像在不同说话者之间流通的词语一样”^[8]。斯特劳斯强调乱伦禁忌在把妇女转变为一般交换对象过程中的作用，“象征思维产生的先决条件，是要将女性视为像词汇一样能交换的事物”^[9]，乱伦禁忌正是这一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