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根本规模与政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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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政治学.2023年.第四辑：总第二十辑》

出版日期：2023-12

字数： 27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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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根本规模与政教相维机制

[内容提要] 在儒家经典中，《左传》记载着春秋时期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经验，因此对其研究采取一种历史政治学视角成为可能。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所著的《左传》三书，深刻统合了理学家和经制事功学家的治体论，以华夏政治体的立国源流与治体代兴的视野，通过对春秋历史政治经验的提炼和省视，建立了以立国根本规模和政教相维机制为核心的治体论体系。具体而言，是以天理良心为政治体和政治家的端本正始之道，以立国的根本规模、纪纲制度为主要治法要素，以政治中心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维度的风俗教化为内外相维的秩序机制，共同形成理想政治的秩序模式及其运作逻辑。吕祖谦基于经史之学而阐发的治体论，疏通了三代、春秋时期和宋代的文明传统与政治经验，表彰了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经制统绪，代表了宋学中“体用该贯”的整全性儒学视野，由此可见其政治思想具有“深切著明”的实践品格和历史底色。

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经史之学和国家治理传统中，有关立国根本、宪章规模、经制成法、百代通典的探讨，成为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源。其中，宋儒对立国规模、政教机制的溯源和建构，形成了治体论的核心话语。他们倡导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有“国本”的自觉而先定“规模”。例如，南宋吕祖俭曾经奏称，“本朝立国之规模”不在于强大威力、权谋术数，而在于君子的“议论气节”能够培根本、支变故。^[1]特别是在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中，以立国之道、根本规模、祖宗成宪为核心的治体论建构，有着深刻而精密的理论自觉，非传统事功学所能概括。其中，吕祖谦的政治思想特别能体现这种溯源立国根本、构造宪章规模的治体论视野。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治体作为一代立国的宪章大法和秩序基源，能够奠定国家的根本治道原理和宏观秩序架构。他将周代惇厚、宽大、温裕的治体当作历史政治中理想政教模式的典范，^[2]同时追溯宋代立国的根本规模和政教文明传统，对“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模，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的治体有着高度自觉，并由此倡导增益和振起治体之未备而爱护扶持宋代立国之本。^[3]他认为，只专注于事功而不知道守护和夯实立国传统中宽大忠厚、礼逊节义的根本政治成宪，无法使得国家根基牢固而天命久远。

近年以来，学界以历史政治学视域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倡导考察华夏政治体的立国源流而发掘其中的政治智慧。这种历史政治学视野以及治体论关切，能够很好地反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特质。在对南宋政治思想的研究中，任锋指出南宋浙东立国思想家群体，以宋代立国的政教传统和治体架构为视野，“由思考秩序精义而聚焦治体法度，以经世实践精神而维系其经制事功理想”，注重追溯和体认宋代立国精神和建构其政教秩序的结构模式。^[4]他们着眼于宋代立国规模、立国根本而思考“国家根本宪制的构造及其演进特征”，将传统的变法、立国、保守都“置于文明秩序的宪制传统中加以审视检讨”。^[5]这种基于经制传统来重构宪制架构和秩序根基的努力，形成了南宋浙东经制事功学派的治体论。吕祖谦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其治体论具有德性规范与体制法度内外相维的二重性理论结构，^[6]所蕴含的制度主义思路指示出近世儒家法度化的趋向。^[7]

实际上，能够“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8]的吕祖谦，统合了南宋诸儒之学而表之于政治思想。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南宋学术中制度之学的地位和意义，认为南渡之学“一发枢机，系于吕氏”，肯定了吕祖谦集诸儒之成、将经史之学表之于制度的成就。^[9]在吕祖谦政治思想建构中，他以儒家经制传统的历史演进和当代际遇为视野，思考理想政治文明体应该具有的立国精神与根本宪制、政教模式及运作机制，提炼出有关立国的规模、根本、体势等治体论的理论话语。他的这种政治思想建构并不是为了南宋一代之中兴目标而发，而是既有着回溯宋代立国深层根基而审视根本秩序结构的宏阔视野，也强调作为理想的政治体应该有的宪制理念和政教机制，是对自三代以降的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提炼。吕祖谦重视经史典籍中蕴含的宪章规模、王道大法、百代通典。作为体现周秦之变间政治经验的重要典籍，《左传》为他的思考提供了纵向的历史视野，因而其《左传》学研究也具有浓厚的历史政治学理论旨趣。他的《左传》学三书^[10]以作为治体核心要素的“立国规模”为视野，对理想政治体的根本宪章和政教模式进行系统构造，并提炼出中心治法架构与外围风俗教化内外相维系的秩序机制。吕祖谦《左传》学的此种学术创新鲜有表彰，目前学界仅从经学诠释^[11]、王霸之辨^[12]等角度展开论述。鉴于此，本文就其《左传》学研究而揭示他对宋代立国规模和政教系统的构造，以表彰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经史之学的理论贡献。

二理势时几：历史中的政治正当性

吕祖谦对历史和政治的看法秉持理学家的天理世界观。他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同时吸取了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论的思想，因此，他对天道的理解具有心理合一的理论特质。基于此，他能够洞察历史本源，深刻追问政治制度和治理经验的天道原理和正当性，以及理想政治秩序所依赖的根本道义原则。作为公道公法的天理是宇宙也是政治的最高法则和正当性来源，统御人类社会一切道德规范和礼乐刑政制度。基于此种认识，他从经史典籍传统所累积的政治文明经验中阐发历史政治哲学。其《左传》三书由《春秋》和《左传》的记事，窥探礼崩乐坏的幽暗历史中人心、制度、风俗之变迁大势，洞察历史转移时刻中关键政治人物的心术之情伪和邪正，通过重要政治事件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天理道义和客观情势。由此，他发掘历史政治背后的几微、情伪、正邪之微妙幽显，而洞察名实、强弱、本末、始终之离合变迁，并且在具体的秩序演变中讨论和辨析义利、公私、善恶、王霸等议题。同时，他在历史中不同的理势情形下，能够洞彻和发掘作为根本治道根基的天理和良心，使之体现和渗透在立国的根本与规模、纪纲与制度、风俗与教化之中。不仅如此，吕祖谦还追溯和探寻政治体所体现的立国源流和治体本末，倡导厚植立国规模、涵养治体根基、化成人文风俗的国家治理路径。他表彰历史政治中所形成的立国家法的宪章统绪，反复推见至隐发掘政治家在治国中的心术，基于此阐发治人主体的规模和气象，并且强调治心养气的修养功夫和德性政治的实现途径。这些，都体现出迥异于理学家的对春秋历史所持的“尊王黜霸”“改制立法”等经学义理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