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官僚制：中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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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政治学.2023年.第四辑：总第二十辑》

出版日期：2023-12

字数： 16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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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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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官僚制：中国“干部制”的理论渊源与功能

[内容提要] 本文以“干部制”作为与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相对应的“理想类型”，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制本身的理论发展脉络之中，讨论干部、干部制的特质及其超越官僚制的理论渊源和功能。本文认为，在“政党组织国家”的根本逻辑下，干部作为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寄寓了建立在理想信仰基础之上的理论清醒、历史自觉和伦理道德；干部作为政治参与的中介者，与群众间建立起区别于以工具理性为基本取向的科层制环境的互动关系；干部作为权力网络的组织者，实现了从组织架构到意识形态的对社会生活的深度嵌入，成为支撑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干部总体上被赋予了具有积极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社会组织国家这三个基本特质，这主要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实践的塑造，干部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能够克服“专家行政”“循规蹈矩”“冷漠技术”等传统官僚制弊病的潜质，构成了中国制度优势的重要内容。

作为在韦伯式理想类型中的理性统治形式，“官僚制”被认为是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对“官僚制”的研究成为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中的“显学”。在“资本主义—官僚制—现代国家”三位一体的传统政治学命题中，韦伯经典“官僚制”的发育程度和国家发展水平是呈正相关关系的。然而中国人更熟悉的是几乎具有相同含义和用法的词汇——“干部”。这不仅是用语上的差异，也体现了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和制度特征。不同于经典“官僚制”，中国现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整套干部人事体制。一方面，在西方理论视野中，这并不具备可预见性、法规导向、价值祛除等理性组织的必备要素，^{World Development，No.53，2013.}

'>[1]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在抗击新冠疫情、脱贫攻坚等关键时刻，数万、数十万机关干部下沉一线所做的巨大贡献，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一批又一批主观能动性强、综合素质高、精力充沛、充满敬业和奉献精神的干部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对此有过让人耳熟能详的精辟论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邓小平延续了毛泽东的判断，“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3]。用今天中国人更熟悉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话语体系来表述则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4]。

尽管很多学者已经对“干部制”究竟在哪方面不同于“官僚制”进行了讨论，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干部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制度潜力。围绕这个问题，需要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之中，还原“干部”的概念产生及流变，理解“干部制”的制度特征和运行机制，这样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干部”的角色和行为逻辑等问题来说是有益的，而且对于提炼本土话语和经验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 “干部”的复杂性与两种研究进路

“干部是中国政治中一个重要但含义不清的概念”^[5]，正因为很难从西方政治学中找到完全对应的概念，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便是在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干部—群众”“干部—公务员”“干部—干部身份”等几组对应关系中含义也各有不同。^[6]与群众对应的“干部”，强调干部宣传党的纲领和意识形态、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和组织联系群众的作用，包含了领导与追随、服从与管理的关系和格局；与公务员对应的“干部”，更加强调“党管干部”原则，深刻嵌入科层制之中；作为身份的“干部”，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人事制度的产物，通常和一定的职业或社会地位相联系。

围绕干部制的研究大致有两个理论视角。其一是组织社会学、组织行为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视域下的官僚制理论视角；其二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试图从传统文化精神中汲取思想资源，选择的士大夫政治的传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