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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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政治学.2023年.第四辑：总第二十辑》

出版日期：2023-12

字数： 1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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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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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史叙事^[1]

[内容提要] 作为推动传统中国政治思想近代转型的关键人物，梁启超在揭露与批判“帝国主义”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现代“帝国主义”的崭新特性，申说“新帝国主义”理论，以启明国人、振人奋起。与传统“帝国主义”不同，“新帝国主义”起于国民的意志，以国民为势力基础，亦以国民的利益为依归，故而相较于依靠统治者一时征服欲望的传统“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引发的扩张浪潮更为猛烈与持久。因此，为抵御“新帝国主义”的侵逼，中国必须遵循“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新民思想”三条路径建立国民与国家的关联，建构强大的“国民国家”，以顺应“国民竞争”的大势。梁启超有意使他的中国史叙事为此一政治关切服务，其“新史学”超越了传统史学的上层统治集团叙事，而下沉至国民的层面，力图展示中华民族、民主政治与国民性的演变史，从而证成“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新民思想”的合理性。可见，“新帝国主义”是梁启超政治理论的基本背景，对梁启超的中国史叙事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居于中国政治思想自古趋今、自旧趋新的历史转折处，梁启超为中国政治思想由传统至近代的转型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张灏看来，在1895年至1925年这段堪称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时代”，梁启超基于儒家经世致用传统接引现代国家与国民思想的探索，是中国政治思想实现过渡的重要依凭。^[2]梁启超在自由观、权利观、法治观、新民思想、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方面，促进了中国政治思想的思维模式、方法论与概念范畴的历史转型。^[3]进而论之，梁启超可谓中国现代政治学的重要开创者，其摄取西方政治理论、转化中国政治学说的整体性努力，为中国政治学奠定了基本的学科基础，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4]

就“帝国主义”（imperialism）问题来说，梁启超相关的学术思考也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王锐认为，梁启超出色地揭示了列强危害中国的“灭国新法”，以生动的笔触与翔实的案例揭露列强运用财政与金融等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侵逼中国的残酷现实，批判国人对此“暗度陈仓”之计毫不知情乃至乐见其成的幼稚态度，标志着“帝国主义”问题在近代中国的最初发轫。^[5]可见，梁启超的“帝国主义”理论在本质上触及了“帝国主义”的“古今之变”。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说，梁启超所著《灭国新法论》的要害不在“灭国”而在于“新”：通过论说“帝国主义”掠夺与征服的“新法”，梁启超展示了一种崭新的“帝国主义”，此种“帝国主义”仍旧遵循“灭国”此一“天演之公例”，但不再诉诸军事征服方式，而是借政治（人事）、经济（金融）、文化（价值观）等方式，隐蔽地侵削被征服国家的统治基础，以尽可能降低征服与直接统治的成本，正如梁启超所论：

昔之灭人国也，以挞之伐之者灭之；今之灭人国也，以噢之咻之者灭之。昔之灭人国也骤，今之灭人国也渐。昔之灭人国也显，今之灭人国也微。昔之灭人国也，使人知之而备之；今之灭人国也，使人亲之而引之。昔之灭国者如虎狼，今之灭国者如狐狸。^[6]

毫无疑问，梁启超致力于在区分传统“帝国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充分探究后者这一崭新的政治现象。因此梁启超的“帝国主义”论断实际上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理论，具有明确的时代意识，并且清楚地意识到此种“新帝国主义”将产生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中国必须对此做出应对，否则将有亡国灭种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