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像证史”到“图像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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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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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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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像证史”到“图像即史”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在神话研究领域,大家秉承的乃是“图像证史”的观念与方法。然而,图像绝不仅仅是旁证,它本身就是神话的一部分,或者是神话时代最直接的史料。图像乃是可以和文献并行甚至高于文献的一个神话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运用着不同于文字的视觉语汇和形象思维方式,有着自己的主题内容、表现手段、象征方法和叙事原则。因此,仅仅是“图像证史”还远远不够,必须建立起“图像即史”的观念,将图像视为神话最重要的载体。如果一直将图像作为文献的附庸,神话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所谓神话,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至今无法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但有一点却是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那就是它的载体应该是语言或者文字。因此,神话历来被归入文学作品这一范畴。口头叙述的汉族原始神话早已失传,只能从古典文献中去寻找记录它们的片言只语,因此,研究汉族原始神话也就意味着研究古典文献中的文字记载。众所周知,中国汉族神话研究最大的困境在于文献记载的匮乏。经过以袁珂为代表的神话研究者数十年如一日地不断发掘,古籍文献中的神话材料几乎已经穷尽。当今的研究者为了深化汉族神话研究,一方面从田野调查获得的异族、异国神话中寻找旁证,另一方面则从大量的考古实物尤其是相关图像中寻找新的资源。因此,在神话研究领域,图像都是作为文献记载的旁证而被运用的。也就是说,大家秉承的乃是“图像证史”这一观念与方法。即便是这种方法,据彼得·伯克的看法,在学术界的运用依然是相当不充分的,由此而导致一位艺术史家的抱怨,(学术界)乃是“以屈就的态度对待图像”[1]。尽管如此,不断发现的图像资料也大大推进了文本神话的研究。我们在本文中想要强调说明的是,在神话研究领域,图像绝不仅仅是旁证,它本身就是神话的一部分,或者是神话时代最直接的史料。图像乃是可以和文献并行甚至高于文献的一个神话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运用着不同于文字的视觉语汇和形象思维方式,有着自己的主题内容、表现手段、象征方法和叙事原则。也就是说,仅仅是“图像证史”还远远不够,必须建立起“图像即史”的观念。

就神话研究的方法而言,鲁迅是较早注意到将神话研究与图像资料相结合的学者。他曾说到《天问》中的神话与传说:“是知此种故事,当时不特流传人口,且用为庙堂文饰矣。其流风至汉不绝,今在墟墓间犹见有石刻神祇怪物圣哲士女之图。晋既得汲冢书,郭璞为《穆天子传》作注,又注《山海经》,作图赞,其后江灌亦有图赞,盖神异之说,晋以后尚为人士所深爱。”[2]因此,他很早就意识到有些神话被绘于庙堂与墟墓的图像中,并开始搜集汉画资料作相关研究。而常任侠利用重庆沙坪坝出土的石棺画像对伏羲女娲神话所作的研究启发了闻一多,促使他利用图腾理论来解释诸多类似人首蛇身这样的半人半兽形象以及类似龙这样的复合动物形象。这些早期的神话研究者采用的固然是以文献材料为主、图像资料为辅的“以图证史”的方法,即便如此,对神话研究的意义依然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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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从“图像证史”到“图像即史”[C]//韩璞庚,刘蔚.论道穷理 赓续文脉:《江海学刊》特色专题论文选:6卷 媒介、技术与文学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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