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真性到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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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论道穷理赓续文脉：《江海学刊》特色专题论文选：6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出版日期：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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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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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真性到中国特色：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解释学”转向

与社会经济转型一致，近20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与国外进展类似的趋势，即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来捕获时代的问题和激活马克思的“当代性”。我们认为，上述态势对于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同时也提出了更深的问题，即研究者对自身理论依据和方法的自觉反思问题。因为，缺乏对这个问题的自觉意识，不同的解释容易演化成一场无意识的争论，在其中，对马克思进行任意的裁剪甚至把它打扮成自由主义的传人和资本的辩护者这种做法也获得市场的合法性。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假设一个现成的、本真的马克思，而是带着自己的问题与马克思进行对话，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方法论的水平，从而构建独立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我们把这种理论视域称为“解释学”的转向^[1]，并把它视为中国学者建构自己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起点。

解读目标：从本真性假设到历史视域的融合

“思想上的墨守成规和坚持认为思想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固定职业、一个自我封闭的领域和观点，都背叛了思想的特有本质。”^[2] 这是霍克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对理论工作品质的一个说明，也是他在独特时代环境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特征的一个强调。这一强调的意义在于，一群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思考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保全了马克思的遗产。我们面临完全不同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创新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口号。然而，反讽的是，当创新按照市场方式动员起来时，思想本身却成为各种无意识竞争着的体系的牺牲品。在当前国内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见得比其他论域更令人乐观，各种人道主义体系、各种冠以“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等新名词的“发展”姿态，以低于马克思的思维水平重复着西方学者的论调，而这些东西却被视为新哲学。

同样的“创新”姿态，为什么会产生不同效果？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深层问题：一种合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标准是什么？而要正确地回答它，则需要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进行梳理，需要对我们的当前研究进行反思。

一般来说，关于这个标准，我国学术界大致存在三种基本态度和思路。第一种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一个“正常状态”，大致说存在一个连续的本质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它作为研究的基本共识构成了不同解释的不可动摇的框架，不同的解释只是这个框架的某一部分或方面。第二种态度可以称为学术姿态，它强调学术规范。这种姿态仍然假设了一个本真的马克思的存在，只是它认为，到目前为止，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我们还没有达及。因此，进一步，它强调可以通过规范的学术来完成它。这种姿态认为不仅在基本事实（如马克思的生平）而且在思想把握（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定位）上不同的研究都应该达成共识。第三种姿态可以称为思想姿态。这种姿态认为，马克思面对的问题是具体的，他只做了有限的结论，但是贯穿在马克思的研究（文本）中的思想却是丰富的和开放的，特别是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革命，它把理论贯穿到实践过程中，彻底改变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同时加之20世纪哲学的重大进展（解释学、科学认识论以及历史研究等），因此，我们只能选择一种方式来面对马克思和延续他的思考，达到解释学意义上的“历史视域的融合”，而无法直接面对和“恢复”本真的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