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九一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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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论道穷理赓续文脉：《江海学刊》特色专题论文选：6卷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

出版日期：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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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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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与“九一八”时期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的压力来自日本，国民党不得不谋划日本侵占东北的应付之道；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国内，包括民众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和对日经济绝交。很明显，两方面的压力具有连带性，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施行不可能不受政府对日策略的影响。

尽管就国内方面来说，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学生涌向首都南京要求政府马上出兵抗日的浪潮，但此际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是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最大的一场经济抵制运动^[1]，对运动的掌控和日方不断要求取缔的压力也是空前的。国民党的麻烦还不止这些，党政由于立场不同，在处置问题时常处于不同调的境地，因此，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区分党政双方对这一运动的不同态度。^{—193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张华《1931至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6年；周石峰《抵制日货的计量检视：1931—193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

1931年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其导火索是万宝山事件后韩国境内的排华暴行。

1931年7月初，在吉林长春北的万宝山，韩国侨民强行掘渠与中国农民发生冲突，在日本警察的袒护下，韩侨终于达到了目的。冲突中，韩侨没有死伤，但韩国日文报纸和韩文报纸造谣说，在中国东北有大量的韩侨死伤，由此煽起大规模的排华狂潮，大批中国侨民遇害。^[3]

这一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中国民众认为暴行虽由韩国人施行，但煽动者是韩国的宗主国日本，因此民众理智而自然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上海首先行动起来。1931年7月13日，上海各界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护侨大会，大会通过宣言，号召要“以沉毅勇猛之精神，永远对日经济绝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从中起了组织领导的作用，一至十区党部及各分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通过决议，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各地党部，领导群众，一致行动，“为政府交涉后盾，即日全国与之经济绝交”。在会上，决定组织成立“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委员定为39人，其中市党部委派9人，其他各界30人，表面上看党的人员不占优势，但同时规定，各界产生的委员名单要送市党部审查。可以说，自始上海反日援侨会就被牢牢地掌握在党部手中。^[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