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或称诸子百家，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所言“百家之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出：“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所谓“诸子百家”，是指学者人数之多，但按学派进行归类，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六家，加上纵横家、农家、小说家、杂家构成所谓十家。后人又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反映了战国社会大转型时期激烈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思想斗争。战国中期，齐国稷下学宫是诸子百家汇集的场所和东方文化中心，成为百家争鸣的主阵地，是中国多元文化的象征，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尤其是造就了齐法家。

一 诸子百家的由来

《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百家之学”，并对先秦学术流派进行了初步划分，涉及儒、墨、道、名诸家，但主要是谈道家，贬低其余。该篇先将先秦学术划分为“道术”与“方术”两种类型，各种方术源自古代的道术。所谓道术，是指古代圣哲对统一宇宙万物的大道的全面体认的学问。文中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所谓方术，是指因时因地的需要而对大道某一方面的认识。“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可见，方术是由道术分化而来。“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从道术到方术的发展符合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即由综合到具体。远古道术具有综合性特征，表现为“一”，而随着学术的发展和精细化，必然有分科的出现，所以方术具有专门性特征，表现为“百家众技”。

《庄子·天下》篇中的道术主要指春秋时期形成的包含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中的学问。“《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六种学问天下通用而散布中国，为百家所称引或阐发。可见庄子之时，六经为各派共同的学问源头，并非儒家专利，包括儒家在内的百家都是从中分析出来的，即“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天下》篇中的方术列举了六个学派，涉及道、儒、法、名、墨五家：

这段话可以说是最早对诸子学派的定义：“以道为门”是指道家；“以仁为恩”是指儒家；“以法为分，以名为表”是指法家和名家，二者几乎是一体的；“以事为常”是指墨家。

理出了各家特征之后，《庄子·天下》接着分析各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关于儒家，未列名，但指出“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显然指孔孟；关于墨家，墨翟、禽滑厘这一派“泛爱兼利而非斗”；关于名家，“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惠施日以其知与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辩者即后来所说的名家，以善辩闻名，但“逐万物而不反”。

《庄子·天下》重点谈论了道家，而道家有四派。宋钘、尹文这一派“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彭蒙、田骈、慎到这一派“齐万物以为首”；关尹、老聃这一派“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庄周这一派“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齐于道，但又各有区别，属于道家四派：宋钘、尹文有墨家倾向；彭蒙、田骈、慎到有法家倾向；真正属于道家的只有关尹、老聃和庄周，老聃讲造物之理，而庄周明人生之道，乃世之博大真人。

可见，《庄子·天下》篇是以人物为代表来分析百家之学，涉及后世人们所说的儒、墨、道、名、法诸家，最为推崇道家，且对道家做了四派的细分。

《荀子·非十二子》继庄子之后对当时战国的学术流派做了初步划分，提出“六说”。荀子的六说大致涉及五家：道、墨、法、名、儒，与《庄子·天下》相近。“六说”代表人物列二人，计十二子，并对各说的学术观点逐一加以批评。“纵情性，安恣睢”的它嚣、魏牟和“忍情性，綦谿利跂”的陈仲、史为道家的纵欲派和禁欲派；“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的墨翟、宋钘属于墨家人物；“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的慎到、田骈为法家人物；“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的惠施、邓析为名家人物。

荀子还将儒家细分成五派加以评价。荀子批判了“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的子思、孟轲；“弟佗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的张氏之贱儒；“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的子夏氏之贱儒；“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的子游氏之贱儒；唯独肯定“仲尼、子弓之义”。荀子试图弘扬孔子之义以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可惜荀子的划分还是以人物为代表来划分的，并没有明确提出各家的概念。荀子划分各家的尝试对后来的汉代学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汉代学者司马谈在其《论六家之要指》（《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文中首次正式对先秦诸子百家进行学术分类，将其明确划分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并总结和评价了各家的要义来加以区分。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即儒家重义轻利。说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即法家重刑重权。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谈“六家”的划分仅比荀子的“六说”多了阴阳一家，可见其明显受到了荀子“六说”的影响。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刘歆的《七略》进一步将诸子百家划分为十家，在司马谈的基础上增加了四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班固在分别探讨各家起源的基础上，总结了诸子百家产生的时代原因：

诸子百家产生于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大变革时代，虽各引一端，但殊途同归，皆为救世之说，且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诸子百家的学术源头同出于《六经》，庄子和班固（或说刘歆）都持此说，这是很有道理的。儒家以《六经》为经典，而重礼孝，自不必说；阴阳家和道家应该出自于《易》，“一阴一阳谓之道”，探索宇宙起源；墨家、法家和名家主要是对《礼》的批判和正名中产生的，追求治国救世之策。可见，各家乃《六经》的支与流而已。

二 稷下先生及学术流派简介

稷下学宫是战国中期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汇集了当时众多的学术流派和许多著名学者。儒、墨、道、阴阳、名、法等学派都有代表人物在稷下或著书立说，或传经布道。虽说是百家争鸣，但是以黄老道家学派为主流，或以黄老学为理论渊源。黄老学是官方学说，兼容各家，就像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各门人文科学的指导思想一样。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又说“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可见，稷下学宫鼎盛时期有位列大夫的稷下先生76人，其中最著名的有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6人；加上稷下学宫后期的邹奭、荀子总计8人；再加上刘向《别录》提到的“俱游稷下”^[1]的宋钘、尹文，共10人。这10人是对“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的最可靠认定。

此外，综合郭沫若、钱穆等学者的考证，或多或少有迹可查的还应加上较早游稷下的彭蒙、告子，辩于稷下的兒说、田巴，与接子相对的季真，以及儒家的颜斶（一说王斗）、鲁仲连等7人，因此，有重要影响的稷下学士总计17人。钱穆《稷下学士名表》列出的稷下先生也是17人：淳于髡、孟轲（？）、彭蒙、宋钘、尹文、慎到、接子、季真（？）、田骈、环渊、王斗、兒说（？）、荀况、邹衍、邹奭、田巴、鲁仲连。^[2]不过，钱穆提出的这17人名单中，应去掉孟轲，换成告子，这样就更适宜了。白奚《稷下诸子生卒约数年表》给出的稷下诸子名单是18人，在钱穆名单的基础上增加了邹忌，但邹忌是田齐三朝重臣，不宜列入“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学士名单，应去掉邹忌、孟轲，加上季真，这样还是1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