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史学透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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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研究》

出版日期：2023-12

字数： 1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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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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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从地图史学透视中国“现代性”问题

一中国地图史学研究的“现代性”认识悖论

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地图史学发展脉络的诠释方式，通常以西方测绘技术为基础的科学制图学作为评价标准。这种“以今度古”的观察视角，建构出一部“科学性、准确性不断提高的发展史，或者说是一部不断追求将地图绘制得更为准确，以及不断朝向科学制图学发展的历史”^[1]。换言之，这种基于“科学主义”的理论预设，常常以数字化或精确化程度作为参照，将历史时期中国地图绘制的演化路径，简单地化约为一种线性发展模式，一种不断向前的历史方向论，一种基于“进化论”的西方优越信念。^[2]

自20世纪50年代王庸所著《中国地图史纲》出版以来，海内外陆续有诸多版本《中国地图学史》相继问世，但其书写方式多从“科学主义”出发，旨在探寻中国传统地图编绘变迁的科学性问题。其内容要旨概括如下：一方面，在传统时代中国地图绘制的技术水平和精确程度逐渐提高；另一方面，在近代西方测绘技术传入后，中国地图绘制的“传统”不断遭到扬弃，最终汇入西方科学制图的知识体系之中。^[3]然而，自1990年代开始，这种“科学主义”的书写范式开始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特别是美籍学者余定国对中国传统地图人文价值重新评价后，引发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地图史学的热议。^[4]单就国内研究现状而言，通过近年来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逐渐形成一种从思想史、文化史、知识史的角度，重新阐释中国地图史学的“人文主义”路径。^[5]

从问题意识的角度看，上述两种研究路径，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其根本出发点都可归于中国“现代性”问题。先就“科学主义”地图史学研究来讲，论者多预设一套衡量中国传统地图进步的标准与一个西方测绘制图的“现代性”目标。在这里，中国传统制图学是落后的、缓慢发展的、必须放弃的“地方性知识”，只有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的、“普世性”的测绘制图学知识，中国地图学才能完成其现代性的变迁。这种以西方“科学主义”为价值评价标准的地图史书写，其在处理中国地图史学“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上，往往采取一种严格的两分法，这种假设“就像跷跷板一样，中国的近代化因素越来越多，她的传统因素就自动地变得越来越少”^[6]。

因此，基于“科学主义”的地图史学观，往往认为中国地图学“传统”是向西方测绘方法学习的障碍，必须革除“传统”的负面影响，“现代性”因素才能确立，故其对近代中国地图编绘传统的丧失是持积极的乐观态度。就其本质来看，则是西方现代性思想中“西方中心论”以及“冲击—回应”观点在中国地图史研究中的实际运用。^[7]与之相反，在“人文主义”地图史学研究中，传统中国地图学是植根于本土文化实践的知识系统，特别是传统山水地图绘法和“制图六体”“计里画方”等制图标准，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实用性特征，更是中国独立制图传统的“本土”体现。^[8]正如余定国所言：

在中国文化中，地图不但用于表示距离，也用于显示权力，用于进行教育，以及用于美学的欣赏。将中国地图学视为一个理性的、数学的学科以了解空间，这一观念导致无法研究地图的所有功能。……中国传统地图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产物，在中国所独有的概念之下，地图具有知识的价值。在这些概念下，“好”地图不一定是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