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朱子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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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哲学中国.第五辑》

出版日期：2023-12

字数： 1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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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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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朱子学研究

摘要：本次访谈的主题是围绕着陈来教授宋明理学的研究之路而展开的。在访谈中，陈来教授回忆了从最初结识邓艾民先生从而开始朱子学的研究，在研究中对于新材料的掌握与新研究方法的使用，再到研究范围由朱子学逐渐拓展、深入整个宋明理学的学术历程。其中穿插着陈来教授与前辈学者、国外学人的学习与交往轶事，涵盖时间范围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纪初。通过陈来教授对于自身学术之路的追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在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哲学研究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尝试，对于既有观念的反思与发展，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对于当代学人具有重要的典范与启示作用。

受访者：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访谈者：郑博思（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整理者：张倩茹（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编辑）

时间：2023年4月11日

地点：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会议室

郑博思：陈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哲学中国》的访谈。很多学生初识您，都是从您的宋明理学研究，今天的访谈要回到您遥远的学生时代，追溯您如何走上宋明理学研究的学术道路。很多晚辈学者都清楚，您曾经师从冯友兰、张岱年两位大师，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您也曾和邓艾民先生有一段师徒缘分。

陈来：我在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做研究生。根据北京大学的制度，研究生第一年主要是上课，不定方向，不分导师。那个时候我们就上张岱年、朱伯崑先生的课。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 年的夏天，课程基本结束了，让大家选择自己的方向。选择方向，当然也就是选择导师。当时大家都想选张岱年先生作导师，所以很多学生都选择了先秦方向。但是因为张先生不能够带这么多的学生，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系里就统一给大家分配了方向和导师。当时张先生告诉我说，你的方向定在宋明，请邓艾民先生指导。

郑博思：从先秦转向宋明，请问您当年是如何应对研究方向上的转变的？其中是否也遇到了某些暂时的困难？

陈来：被分配到宋明理学的方向，其实我也很高兴。我当时就从王白田的《朱子年谱》开始学习，用了几个月仔细研究年谱，发现有很多问题是自己比较生疏的。比如说年谱里边集中收录了朱子关于已发未发的讨论，可是在中国的大学里边，哲学系哪怕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学生对已发未发问题也很少讨论，没有很深入的研究，所以我就关注了这个问题。

我看了《朱子年谱》后就写了一页问题，主要是关于已发未发的问题，然后去请教邓艾民先生，这些问题该怎么理解。邓先生也没回答我，只说让我自己研究，自己解决。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已发未发是理学的内在问题，但以前在中国大学的哲学系里，包括冯友兰先生，他们那时候研究理学问题，有时也没有关注理学的内在问题。从我这一代的学者开始逐渐出现了改变，我们开始关注理学的内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