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形上学与智慧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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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哲学中国.第五辑》

出版日期：2023-12

字数： 1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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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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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形上学与智慧的追寻

摘要：具体形上学要求对具体、现实、真实的世界作系统性的考察。它是对普遍性问题进行整体追问，又有着开放性并展现为发展过程。形上关切的对象为本末、体用、道器统一的现实世界。把握形上世界的进路为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人在自身知行活动中把握存在。应对精神性问题，需要拒斥对人的物化与神化，继续探索理想形态。世界哲学需要不同哲学系统地互动，哲学建构需要运用中西多种资源。它依赖于人们的多重视野，由此形成的个性化建构也有着多样化特点。就人性与现代性问题而言，真正的自由体现人的根本规定，是否有助于实现“合乎人性的存在”是判断社会进步的客观标准。现代性中现实的进步应予以承认，认知理性要受价值理性的引导。对现代性的批判也要立足于现实，避免思辨与概念游戏。就哲学学习与创作而言，学术兴趣与积累需相互促进，历史视域与理论关切应兼顾，中外经典与当代成果都要关注。

受访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访谈者：陈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整理者：杨超逸（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时间：2023年2月20日

地点：杨国荣教授寓所

陈赟：杨老师，您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学术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此前关注从历史之维来进行哲学的追问，自那以后更注重理论的维度，“具体形上学”系列著作，是哲学创作的系列成果。这些著作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或者说怎么来理解这五部哲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杨国荣：我想可以先简单谈谈刚才提到的一个现象，即：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的哲学思考由历史对象转向理论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可以这样看。当然，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即使在关注历史对象的时候，也常常渗入了相关的理论性观念，这也是我们这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一个传统。我真正开始比较集中地对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家如果留意一下，便可以注意到，在伦理学著作《伦理与存在》之前，我至少对两个理论问题作了比较集中的探讨。一是“主体间关系”问题，主要在《主体间关系论纲》（发表于《学术月刊》1995年第11期）中阐述，其中讨论的不仅仅是历史中的哲学，而是当时大家比较关注的主体间性问题，其中也涉及后期维特根斯坦与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对主体间关系的论述。对于近代以来哲学家们在“主体间性”问题上的所见与所蔽，我在该文中以论纲形式作了一个回应。另一问题则关乎人的存在，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科学的形上之维》中，最后一章“回归具体的存在”便对此作了理论性层面的概要探讨：这一论述同样不限于历史的考察，而是在梳理了近代科学主义的演化过程之后，从理论上对如何理解人的存在作了思与辨。就《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这一系统的道德哲学著作而言，虽然该书是2002年1月出版，但实际上从1998年开始，在对科学主义的讨论告一段落后，我便着手研究相关伦理问题。从过程来看，大概可以看到以上的变迁。

至于这些思考与具体形上学之间的关系，我倒没有特别留意。我一直认为，现代的哲学研究，无需追求体系化，而是应当关注系统性。所谓系统性，简单而言，也就是对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进行梳理和论证，在论述时应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同时注意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进行细致的辨析和系统的阐释，不能仅仅独断地提出某种论点，或单纯地列举互不相关的看法。我不太赞成体系化的虚架子。从历史上看，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从精神出发又最后回归精神的“宏大”体系结构，我觉得这样的体系在现代已经没太大必要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刻意将这五部书塑造成什么体系，并不是我所关切的问题。

从内在理路看，以上五书都有它各自的问题：第一部以伦理关系与道德实践为对象，第二部则涉及总体上的形上学问题。顺便提及，我对形上学问题的论述与一般的教科书不太一样。教科书上的形上学问题，都是从诸如时间、空间、实体等讲起的，我不太在意那些问题，更多的是从人类的形上关切出发。在我的著作中，形上的对象和我们把握形上学的方式与进路是统一的，名为《道论》的这部书在相当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我对如何做形上学的思考。此后的著作《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着重讨论意义理论，这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从偶然的方面看，我本来拟接着《道论》，从总体上对“哲学究竟是什么”等问题作些讨论，后来应罗蒂之邀到斯坦福大学作学术研究，在与罗蒂的交谈中感受到，他对以上问题似乎不以为然，这促使我重新思考研究计划。考虑之下，觉得罗蒂所言有道理：沿着“何为哲学”继续讨论，可能与《道论》大同小异。从必然性上说，《道论》以形上学为论题，而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形上学的根本问题是意义问题，我的这第三部著作所考察的，便主要是意义理论，其副标题“意义世界的生成”也表明了这一点。在研究过程中，我既上承了中国哲学的相关探索，也延续了自己以往的工作，并重思当代哲学的相关进路。我们都知道，意义理论是当代世界范围内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是分析哲学之关注语言，还是现象学之以意识为出发点，其背后的实质问题都与意义追问相关。意义问题确实很重要，我在书里提到人是意义的存在或追求意义的存在，但是究竟怎样去理解意义，以往哲学与当代哲学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包含很多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对意义问题的真切探讨，需要联系人类自身的活动以及这种活动的展开过程，其内容具体表现为中国哲学所说的成己与成物。基于这一事实，我把意义的问题探讨和人类成就自身与成就世界的现实过程联结在一起。在研究的过程中，既对西方哲学作了回应，又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梳理，此外，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也是我探讨相关问题的重要资源。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不是在刻意追求思辨性的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