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的他在：理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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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阐释学学刊.第四辑》

出版日期：2023-12

字数： 1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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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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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他在：理雅各《道德经》翻译的文本建构与经典阐释^[1]

摘要：在《道德经》译文处理上，理雅各秉持“文本的他在性”。对理雅各而言，经典的文本意义取决于经典的原本，因此理雅各将经典译解奠基于原本文本可能有的意义之上，并“尽量将文本放在其自身生长的文化环境里进行理解和阐释”。理雅各认识到，中西经典文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这种质的构造直接关涉翻译的意义建构。在原本中心翻译理念下，理雅各基于对历代注释选取及重释、对文本形式把握及对译文斟酌拿捏，从脉络化和通贯性角度对《道德经》文本进行整全性重构，借此将《道德经》译本转化为“原本”之俗白的“传”，从而译写出作为“经”的“原本”那“密写的隐晦教导”，并在翻译中展现了其作为经典阐释者对“述”、“作”各自边际和之间张力的把握。

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译解《道德经》显然是19世纪后半期西方汉学界的重要事件。理雅各在对“圣贤作述”的确认、译者主体定位、读者预设方面形成自身独特的认识，显示其对《道德经》作为“圣书”的经典性和正典性的体认。一如翻译儒家经典，理雅各译解道家文本时亦遍参诸家注疏，“不主一说，博采旁涉”，“贯串考核，讨流溯源”，这无不表明他力图达至对原本和作者“以意逆志”的努力。理雅各在《道德经》译解中展现了其作为经典阐释者对“述”“作”各自边际和之间张力的把握。理雅各注重仿借中国传统注疏体裁及对中国经典文本的译解，以呈现《道德经》作为中国古代经典的传统经义及其意义建构方式，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雅各在对《道德经》文本通贯性把握、对历代注释选取、整合及重释以及对译文斟酌拿捏中，达成其作为阐释者的“别具见解，不随凡俗”的解经之精神。理雅各借此在对历代注疏的考辨和对经典文本的阐释中建构了自身的阐释策略和话语方式。然而理雅各始终谨记，中文文本有着“自己的原则和规律”，“要学好中文，首先要学会忘记自己先前学到的语法”^[2]。浸淫中国经典多年的理雅各显然认识到，中西经典文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这种质的构造显然直接关涉意义的建构。

一形式的意义

理雅各注意到《道德经》部分文句是韵体。在他看来，采用这种文体是为了便于记忆^[3]。理雅各发现，《道德经》韵文部分的韵律有自己的特点，有些是后人所不熟悉的韵体，比如《道德经》第44章整章采用只有熟悉《诗经》古韵的人才了解的特别的韵体^[4]。当代学者刘笑敢认为，《道德经》韵文部分的修辞、句式、韵式大体上都与《诗经》接近^[5]。对此，理雅各应有相当的体认。理雅各除了在1871、1876、1879年先后出版三个不同的《诗经》译本，在翻译其他中国经典时亦接触不少韵文作品和诗学理论，故十分熟悉中国古文中韵文和诗体现象。理雅各认为，中国早期诗体作品都呈现出相同形式，即每句四言，这种四言句韵文往往可作为判断中国古体诗的古老性和真实性的标准。不过理雅各亦注意到，尽管四言句是《诗经》等早期古体诗正常的格律单位，但有时亦有例外。同时理雅各发现，这些古体诗的诗节划分和长度亦常有变化，往往有相当的自由度。理雅各亦特别关注早期古体诗的用韵问题，他认为用韵是中国古诗固有的特点。^[6]理雅各注意到中国学者亦十分重视古诗用韵的问题。理雅各借助清代音韵学名家顾炎武（1613—1682）、江永（1681—1762）、段玉裁（1735—1815）等人已有的研究，对《诗经》等韵文作品的用韵形式进行考察，发现中国古韵有句中韵、连句韵、隔句韵、数句遥韵、一章（节）一韵、一章（节）数韵等多种形式变化。尽管理雅各充分认识到中国古韵的多样性，但他认为，中国诗歌韵律与英文诗歌韵律相比仍显得单一。在理雅各看来，中文的语言性质限制了用韵的丰富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