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阐释与形式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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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阐释学学刊.第四辑》

出版日期：2023-12

字数： 1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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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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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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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阐释与形式化分析的辩证

摘要：当代中国文艺场域与西方阐释学史问题，使我们值得重访巴赫金的阐释学思想。巴赫金的话语理论高度关注意识形态符号中的社会化阐释，呈现出与伽达默尔相区别的阐释学面相。巴赫金的“话语”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因而不同于福柯以权力为基础的“话语”；巴赫金的“对话”并不回避话语双方在对话过程中的失衡，以其为基础的阐释学包纳交流又兼容斗争，因而也不同于哈贝马斯的“对话”。虽然巴赫金在理论上以意识形态作为基础，并据此批判形式主义，但他在文学研究实践中却常常显露出一种形式化分析的倾向，由此显示出其阐释学维度中的丰富性：不仅容纳社会化内容，还容纳形式化分析，并实现了一种辩证的结合。

一问题来源：从中国语境与阐释学史说起

自“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艺场域打破一体化格局，越来越朝向巴赫金所谓“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或译“杂语”）的方向发展。这一语境为我们重访巴赫金的阐释学思想提供了一个契机。

“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场域深受政治话语、知识精英、西方思潮与商业市场等交错更迭的拉扯，这使之显现区别于以往时代的特殊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就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而言，知识精英在“文革”之后成为主导文艺场域的力量。虽然来自官方的阶级政治话语依然存在，但一群关切政治并对“历史”积极进行揭露与反思“文革”的反阶级政治的精英（可称之为“政治性精英”）已然在文艺场域出现。而随着西方现代文艺作品与人文思潮的涌入，文艺场域开始出现探索新潮、执着先锋的一群精英（可称之为“艺术性精英”），与政治性的反思不同，这些艺术精英带有“浪漫主义文化英雄”的特质，他们的人道主义诉求更多的是借由一种感性的审美自由而非理性的政治自由来实现。如果说政治反思意味着一种“新启蒙”的话，那么审美自由的重塑则意味着“新浪漫主义”的出现；正是后者的出现标志着“文革”之后，文艺场域开始真正聚焦到“文艺本身”的问题之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文化热”以及文艺场域中的文化“寻根”逐渐兴起。以“寻根”文学为标志，关注文化的一群（可称之为“文化性精英”）以严肃的思考在文艺场域中将自身突显出来。政治性精英、艺术性精英和文化性精英只是一种抽象的区分，并不意味着每一种精英只在政治性、艺术性或文化性之中关注某一方面。更多时候，这三种身份是彼此缠绕在一起的，并且都是基于现代化的追求和现代性场域中的问题分殊所产生的不同倾向。

对这三种划分意在指出，每一种文艺场域的精英都在某一特定时段或具体情况之内存在一种倾向：或倾向政治话题，或倾向艺术本位，或倾向文化沉思；与此同时，当代中国文艺场域的“众声喧哗”愈发明显。“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场域，正是由这些知识精英首先参与重塑的。正是他们，构建着80年代前半期的精英文艺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