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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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阐释学学刊.第四辑》

出版日期：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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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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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学的未来^[1]

摘要：现代阐释学史乃是一部超越限度、持续溢出的历史。阐释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学科，阐释学的未来也不仅仅是阐释学这门理论学科的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是阐释学本身所思考和筹划的未来是什么。因此，阐释学的未来必须是将阐释学转化为一种激进的实践哲学，反抗形而上学，批判“集置”的异化，揭露形而上学科学主义与强制权力的共谋机制，坚定尊重他者，捍卫被边缘者，重视交谈与对话。

正如《劳特里奇阐释学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ermeneutics）收录的众多文章所示，^[2]我们无法将阐释学仅仅视为一门类似伦理学或者美学那样的哲学学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能将其仅仅看作一种类似实证主义、历史主义那样的哲学流派或者哲学运动。我们正在寻求界定阐释学的特质，似乎有足够理据认定，阐释学的未来将由“阐释学”的上述两种含义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处于某种不会被一劳永逸完全消除的摇摆状态中。然而，我们也可以肯定阐释学的未来恰恰在于上述两种含义逐渐趋同：因此，阐释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未来将取决于承认阐释学是一种普遍的哲学观念或者哲学运动，而非哲学的单一“部分”。对阐释学的这种看法乃是自施莱尔马赫以降的现代阐释学史的一大特征。自现代阐释学兴起，有关理性理解文本的问题已经逐渐倾向于对一般存在论（general ontology）的思考。施莱尔马赫的思想被一句格言引领着，即我们必须像作者一样理解文本，甚至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3]这句格言不能被视作浮言或戏言——每个文本都有其生命，植根于作者与（甚至数个世纪之后的）读者的历史结构。

我们不能把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观念仅仅当作一个文本在历史上取得成功或者获得“好运”的问题。换而言之，文本效果历史中发生的事件、文本接受的故事以及文本产生的阐释，都不能被还原为单一确定“历史”的特殊性；文本的历史效果在于其朝向一般历史开放——朝向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历史”（history of being）开放，并且不仅仅限于此。据此，阐释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哲学“学科”的历史确实显现为阐释哲学（philosophy of interpretation）向一般存在论的逐步转变。职是之故，在追问阐释学的未来时，我们还必须叩问：在阐释学与海德格尔、帕瑞森（Lugi Pareyson，1918—1991）、保罗·利科、伽达默尔和理查德·罗蒂一道设定了唯一可能的存在论形式之后，还有什么新的道路等待着阐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