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以“思”言“诗”
摘要:哲学与诗的关系是西方思想史中的基本问题,不同的历史语境对此有着不同的阐发。对但丁诗歌的释读恰恰形构着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维柯、谢林和黑格尔曾分别从“诗性思维”对“启蒙理性”的抵抗、诗与哲学的绝对同一性、诗作为“此在”与“永恒”共同发生作用的“中介”场域等角度对《神曲》展开论述。贯穿其间的思想脉络既关涉思想史的变迁和文化范式的转移,也为我们思考诗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浪漫主义诗学的哲学之维等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但丁在世界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早已毋庸置疑。但若对但丁批评史稍加考察,我们会发现,《神曲》的崇高地位并非始终如一。[1]但丁的声名沉浮,关涉着深刻的思想史变迁和文化范式的转移。发生在18到19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运动将“诗”从变得教条化的古典诗学法则中解放出来,为但丁诗歌精神的复兴做了准备。而处身于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交的三位哲人——维柯、谢林和黑格尔对但丁的阐释,也为我们重新理解诗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更富启发性的视角。
一 维柯论但丁:以诗性反启蒙理性
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将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视为现代美学的创始人和浪漫主义的先驱。[2]其中的缘由,首先是因为维柯的历史哲学带来了“审美的历史主义”[3]。这一历史哲学突破了启蒙主义所建构的永恒理性法则,为理解与欣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体风格的诗歌提供了思想与方法的指引。维柯对但丁的评论也是基于“野蛮的”中世纪这一历史语境而阐发的。
在维柯看来,但丁首先是一个“野蛮时代”的“野蛮诗人”,他的《神曲》表征了意大利野蛮时期的历史[4]。时代的“野蛮性”使得但丁成为维柯在《新科学》中所命名的“神学诗人”。他们使用“缄默的语言”(mutus)——符号来表达自己,在行动、身体姿势与观念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5]这种表达方式体现出神学诗人的诗性逻辑。当“缄默的语言”(符号的表达方式)成为具象和寓言时,诗意的语言(“favella poetica”)就诞生了。但丁成功地把各种语言统一为美丽的托斯卡纳式的诗意语言,并以此成为“崇高诗歌的典范”[6]。维柯也因此而成为“发现真正的但丁”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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