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与他律——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文学观念之争

我国的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起步比较晚。近一百多年，是我国文学理论走向现代化的时代，不断地加深认识、建设的时代，但作为学科的建设，却经历了十分曲折的道路。在这一曲折的过程中，有过自由探索文学观念的阶段，出现过多元的文学思想并存、争鸣的阶段，同时也有过力图一统文学观念的阶段，被政党、行政力量进行严格规定以致对持不同文学观念者进行大规模清剿的阶段，到当今复归于多元表述的阶段。

文学观念的不同探讨、表述、论争，从主导方面看，实际上是在现代历史精神的追求中进行的。近、现代历史追求的意向，就是一种反对封建等级、专制残暴、落后愚昧的现代意识精神，它通过对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理性、人道、法制、权利的普遍肯定，实施与完善，体现为一种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理性精神与启蒙精神，一种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一百多年来，文学观念的演变，正是在现代性的策动下进行的。现代性固然表现为一种普遍原则，但是在不同时代其内涵不尽一致，同时在不同集团、不同个人那里，表现又各有差别，以致出现了多种文学观念。但是文学观念的主导旋律，则是启蒙与救亡。

一百多年来文学观念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时期。

一、1840年前后的萌发状态，文学观念开始脱离千年传统而表现了其新的时代意向。但就其形式而论，文学理论仍是原有的传统诗论；诗论话语也是传统的话语。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出现了从传统诗论转向现代文论短暂的过渡期，又出现了文学观念现代化的首演。这种结合，在梁启超、王国维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梁、王二人，既是传统诗论的继承者，又是现代文论的开创人。梁启超的文论，既有传统诗论，同时又发扬了传统中的政治教化精神，与引进过来的西方文学观念相结合，直接以启蒙与救亡为导向，显示了其强烈的现代性特征，于是过去诗论中那些经常使用的概念，现今被适应当代生活需求的文学观念所替代了。王国维也是如此，他既有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的极为高妙的诗论，同时也引进了当时正在逐渐走向主导的西方文学观念，从而又从另一个方面，极大地改造了我国原有文学的观念。此外还出现了符合文学自身特征，但是由于与启蒙、救亡有一定距离，现代性文学观念常常受到主导文学观念的挤兑与打击，不过一旦时过境迁，却显示了其无限的生命力。可以这样说，这时期的文学理论，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跃进，体现了文学理论现代性的重大转折。

在这过程中间，文学理论的话语急剧地现代化了，随着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于是旧有的诗论一改成为现代文论，随想、感悟式的文字，一变成为分析的、逻辑的论说性文字。原有的一套理论话语，一成而为现代文论话语，当然，实际上大部分是从西方引进的文学理论话语。

三、五四文学革命和文学转型时期，创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新文学，文学观念显示了现代性的突进。但是，新文学的突进运动，由于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激进情绪，使得正在发展起来的文学理论现代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而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大辩论，使文学公开转向政治化，认为文学艺术本身就是政治的一定形式。

四、随后近40多年间，文学观念现代性的激变与分化，出现了将外国的文学观与传统的政教精神合而为一的过程，并被一定时期的社会势力，将传统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发展到了极端，强加给了文学不堪忍受的生命之重，以致其严重地脱离了它自身的轨道，阻碍了自身的发展，显示了现代性的曲折轨迹，最后发展到了现代性的崩溃与反现代性。

五、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文学观念现代性的多元发展趋向，成了主导趋向。

文学观念现代性的发展，自然也应包括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的演变，这是文学观念现代性的应有之义。

本章主要讨论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我国现代文学观念的演变。

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与文学观念的现代化需求

文学观念的变革，从来是先由内因造成的，虽然这动因有时十分隐蔽。文学作为文学，是由文学作品的流传与接受而获得生命。唐宋以前的文学，包括那些伟大作家的作品，固然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千古绝唱。白居易的诗歌，据说平民老妪都能背诵，佛教的宝卷的宣唱，产生了文学的新形式，赢得了广大低层的听众，但那些诗人们的诗作，主要还是在士大夫之间传播，文学的主流是朝廷、士大夫们专有的诗文，流传于民间的作品不算很多。到了宋代，词的兴盛向民间有所靠拢，勾栏瓦舍的演唱、娱乐，不管怎么说，使文学走向了市民与下层，接受面较为宽广。元、明、清时期的戏曲演出日益增多、改用白话写的小说得到长足的进步，使它们拥有众多的读者，包括普通百姓与识文断字的市民。虽然诗文仍然被奉为文学的正宗，但它们同过去一样，只限于在宫廷、官僚、文人中间流行。随着城市的繁荣与变迁，小说、戏曲的数量日益增多，这些广为流行的文学样式，形成了足以与诗文相抗衡的真正的文学潮流而激动于民间。

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是互为依存的，它们都指向传统文化中的保守、落后的一面。现代性的文化反思与批判，引起了审美现代性的演变，新的审美话语的产生，文学文体的新生，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

早在1840年以前，有识见的中国文人就已看到清王朝由盛世而转向国运衰微和“衰世”的来临，他们怀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奋力著述，痛陈社会弊端，要求改革政治。及至1840年之后，我国订下了不少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唤醒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自救图强的愿望，而把目光注向西方。人们介绍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声光、电化、重学、开办铁路、发展矿务实业等，同时也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外出文化考察与西方文化的输入，使得人们开始对世界整体局面有所了解和认识。各种社会势力的斗争与权力的争夺，发展到极其残酷的地步。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讲到：

“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赌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始奋斗；于是以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帜，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1]

这里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一批有所觉悟的士大夫阶层人物，见到外面世界的开化与进步后所持的清醒态度。开启民智、救亡图存那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我国近代这一阶段现代性的主要内涵。19世纪末的维新派的文学革新运动所导致的文学观念的更新，是由19世纪40年代前后诗文评论的思想内在的变化所激发的，文学自身的发展，已积聚了变革的深刻的动因，同时由于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与碰撞，也就进一步促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文学观念和文学深刻的变化。

在杂文学的时代，我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往往是一身而兼任的。因此，他们的政治主张常常包含了他们的文学观念，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常常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因素。龚自珍倡导的“尊情”说，表达了对家国不振的忧患之情。魏源则提出文外无道、文外无治、文外无学、文外无教，强调的是文与诗的治国教化功能。相同的意思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也说过：“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2]王韬广泛接触西学，改革之愿望自然强烈，在文学方面，他反对模仿前人，提倡“自抒胸臆”，要表述诗人面向残破家园的愤郁之情。他针对桐城派的诗文说：“余不能诗，而诗亦不尽与古合；正惟不于古合，而我性情乃足以自见。”今之所谓诗人，“宗唐祧宋以为高，摹杜范韩以为能，而于己之性情无有也，是则虽多奚为？”^[3]严复接触的西学面甚广、甚深，热望科学、民主，用西学实用的目光，反对八股，痛陈弊端，批判过去的文化、政教典籍。在1895年，直接提出在此“救亡危急之秋”，就中土学术的使用价值来说，“曰：无用”。在《诗庐说》中说：“诗者，两间至无用之物也。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以诗强，世之乱者不以诗治。”“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耶？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之失其真甚焉。”他对当时词章的评价，极为激烈，认为词章与经济殊科，词章不妨放达，故虽及蜃楼海市，恍惚迷离，但足可“移情遣意”，“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所以“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富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但一旦赋予其“事功”，则“淫遁诐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乎其政，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4]。其“用”与“不用”之说，是很有见地的。

就是过去被视为保守落后的、反对变革的一批人士，也感觉着世道之变，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中显示出变化来，如桐城派诸人。

同时文字语言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文学话语的更新，必然组成文学现代性体现的重要部分。黄遵宪作为维新改革派的人物，在倡导诗歌语言改革方面，十分着力。早在19世纪60年代末，就反对崇古因袭，提出了诗歌因时代而变的改革的主张：

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班。^[5]

他主张文字与语言的合一，以减少阅读的困难。从时代的变迁出发，他说“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谈及语言与文字关系时，他说：“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然而离则如何？

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6]

在要求语言与文字合一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趋向口语，大概是表现得最为明白的了。这样就出现了审美现代性与汉语现代性的交叉问题。

19世纪后半期，一面是西学东渐，一面是走出国门，这导致中西文化的相当广泛的交流与了解，包括对外国文学的认识。开始有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其中有通晓法文的陈季同，不仅将中国的一些剧作翻译出去，用法语写作介绍中国文化，同时对于外国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的了解也十分深入，并有独到的见解，提出中国文学要介绍出去，外国文学要翻译过来，形成一种当时闻所未闻的“世界的文学”观，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及。

政治、文化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海禁的打开、外国文明的输入、自救图强的强烈愿望，引起了整个思想界的深刻反思、批判与更新的要求。到了19世纪末，终于形成了文学文体现代化的一次首演。首先是小说，然后是戏曲，再后是通俗文艺，成为文学中的主导走向，而把原来的传统诗文，排挤到了边缘，形成了其曲折的走向。

现代性与文学观念多元表述与论争

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纵论古今中外、历史演化，最后谈到“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他们认为小说对于西方和日本在开化发达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附印说部缘起，目的在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奋，精卫之一石也”^[7]。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梁启超主要寄希望于政治变革，为此积极奔走、呼号、上书清帝，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推行新政，明定国是，革旧维新，以救时艰。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看到小说在启发民智方面，有非凡的作用。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中他提到，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的，但无有不读小说者。于是提出：

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泰西尤隆小说学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