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1949—1978年

新中国文学理论走过了60年的历程，这60年可以分为前后各30年。前后两个30年自然互有联系，一些根本问题也一脉相承，但所讨论的问题有着重大的差别。这前30年是整个国家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文化的改造，破旧立新，无不贯穿着阶级斗争的思想。其中又可分为前17年、“文化大革命”10年和“文化大革命”后几年两个阶段。这后30年整个国家的重心转向了经济的建设，随后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体制，文化的改造与需求自然就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使得文化建设的面貌大为改观，同时也促进了文学理论开创了自己的新局面。

一 “17年”的文学理论问题

60年虽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但是总体上是为毛泽东文艺思想贯穿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特别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中对新文化的建设与文学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发。这前30年两个阶段里文艺理论中发生的种种现象，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讲话》中的各种问题而展开的。

《讲话》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战斗精神。《讲话》的基本精神是：解决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提出作家要大力描写工农兵，要创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为此作家要深入工农兵，与工农兵相结合，并且十分强调作家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讲话》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所以文学艺术家要到生活中去，工农兵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与斗争形式；认为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应当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讲话》肯定文学作品是一种观念形态，也即意识形态，认为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政治，是整个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党，即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超党的艺术，与政治平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有阶级有党的社会里，艺术既然服从阶级，服从党，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服从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而言，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与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讲话》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世界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的方法论”。各个阶级对于文学艺术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且“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高度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关于人性问题，《讲话》指出：人性是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讲话》辩证地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关于创作方法，《讲话》主张“无产阶级现实主义”^[1]。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问题。

《讲话》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俄国传播过来的革命文艺思想，吸收并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我国文艺论争中左翼文艺思想界积累起来的经验与教训，和当时苏联文艺中的主流思想，结合我国反抗日本侵略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提出文艺要服务于当时对日斗争的政治目标，要服从于当时的政治，从属于当时的政治，那时是完全必要的。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思想，成为发展中的中国革命文艺工作的理论指南与方针，起到了统一思想、推动斗争的作用。因此《讲话》自1942年发表以来（1943年出版），对文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推动了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在《讲话》的指引下，作家们深入农村、人民群众，写出了不少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学作品。1949年7月，原解放区与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会合，召开了第一次文代大会，大会用《讲话》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讲话》实际上成为作家们的“共同纲领”。其中有如文学艺术的本质，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为广大人民服务，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文艺批评原则，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等问题。50年代中期提出的“双百方针”，作为经典思想，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的文艺工作之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要把《讲话》提出的、通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一些基本原理肯定下来，同时又要针对历史中发生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前30年两个阶段的文艺思想的复杂性，就在于各种理论问题在时间上前后反复，相互交织，因此采用突出问题的办法进行归纳，比较方便。这些问题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两结合）；写真实问题；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和文学是人学问题；题材问题；从英雄人物论到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问题。其中文学与政治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它以行政手段使政教型的文学观获得法定的地位，并支配着上述各种问题的阐释。这里既有理论的建设和丰富，但更多的是批判与斗争，导致在17年中犯了严重的失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教型文学观就变为文化专制主义的组成部分，在文艺领域中无所顾忌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当雨过天晴，阴霾散尽，历史老人以实践的标准来检验一切时，该淘汰的就会被淘汰，该作为成果的就会被留下。本文对于上述有的问题评论较为详细，有的则比较简要，根据情况而定。

政治和文艺关系问题关系上的简单化趋势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不久，阶级斗争的形势十分紧张。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工商业公私合营，都是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形势严峻。随后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有所缓和，而经济建设中的矛盾日益彰显。社会、文化思想领域，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大量存在，但是总的来说，较之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相对要缓和得多。而且不少现象是几千年来积聚起来的、具有丰富文化含蕴的华夏民族的风尚习俗，并非阶级斗争所要清除的对象。文化领域中的问题大多为思想问题，通过学习、引导、整改与教育，可以不断得到进步与解决。所以处理这类矛盾，应有别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解决方法也就不同。但是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与政策，并没有适时调整，却是进一步认为阶级斗争将会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往后只会更趋激烈，并且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理论上的这种片面化的强调，使得阶级斗争走向人为的极端化。于是在各个文化思想领域很快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左”的势力，对大量的文化现象、思想问题不加区别与分析，而是广泛地使用了政治斗争的方式加以处理。在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的口号下，旧有的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除夕，全被废止。在反对宗法社会等级残余观念的同时，号召“亲不亲，阶级分”，要以阶级观念来划分家庭成员关系，以此来进行亲属的重新认同，疏离与淡化人伦关系，甚至清查、烧毁家谱。在文艺方面，除了四大古典小说和解放区来的描写了农民新生活的文艺作品外，把产生于过去封建时代的大部分文化、文学，贴上阶级的标签，视它们为封建文化。在高等学校里，国学、古代文论的课程都被取消；至于“五四”以来的文学，甚至也被视为是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文化现象，于是使得所谓宣传社会主义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甚至包括那些二三流的作品在内，在我国大行其道，但是这也是历史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