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新时期到新...

章节信息目录

所属图书：《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

出版日期：2013-01

字数： 16477

所属分类：

关键词：

换肤

字号

小中大

“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当前显示为试读部分，购买后可阅读全文×

文学理论：新时期到新世纪

文学理论从拨乱反正走向相对独立自主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已60年了，如前所述，60年又十分自然地划为两个30年。前30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30年，曾被当做阶级斗争的风雨表和工具而背弃自身学理，经历了十分艰难的过程。文学理论中偶有新鲜的思想出现，都要被教条主义所扼杀。前30年间，文学理论并非一无所有。从现代的目光看，那些从50年代初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批判的文艺思想中，就不乏闪光的有价值的东西，需要我们给以实事求是的评说。

文学理论后30年是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建设的30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一个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引下，逐渐走向一个物质文明急剧发展、精神文明不断需要提升的时代，这是我们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

在后30年里，文学理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活力和学术发展的空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已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共识。“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代性的追求为动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充分立足于本土，在现代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广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资料中的有用成分，鉴别创新，形成的一种具有科学的和人文精神的、开放的、动态的、形式复合多样的形态。”^[1]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导下，在不同阶段不断提出新问题，讨论新问题，进行理论的探索与建设，大体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这更是我们自己历史地、完整地亲身经历过来的。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9年之间，文学理论从拨乱反正走向独立自主阶段。此时文学理论中的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独霸一时的错误文艺思想被提了出来，受到激烈的批判。同时中断已久的外国文学理论如饥似渴地被大力介绍过来，促进了文学理论新形态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到20世纪末之间，不少人经历了几年的冷静反思，同时在文化市场形成中，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消极因素，从而引发了人文精神讨论与新理性精神的倡导，和在文化研究的输入与大力影响下，努力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新形态，出现了理论著作多样化的实绩。第三阶段是21世纪开始至今，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传播、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消亡声中和“文化一体化”的讨论中，我国文学理论加强了本土化也即中国特色的进一步的探讨，继续文学理论多样化的建构。一些学者对30年不同阶段的划分不尽相同，但在观点、内容上比较一致。当然，也有对30年的估计不同而结论殊异，这也十分自然。这个总体过程的各个阶段，各有联系，相互交织，难以截然分开。它们的主要宗旨是，要使文学回归自身，符合自身特征，发展多样化的文学创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发展文学理论的多样化形态。

解放思想，首先要解决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和政治关系问题，恢复文学与文学理论自身的身份，其次是恢复文学的灵魂，也即恢复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这两个问题涉及文学理论的全局。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想，剥夺了文学自己的独立身份，使它失去了自身的灵魂，并且在文学理论中谈人色变，迫使文学理论走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绝路的地步。

文艺和政治关系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理论中就已提出，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文艺完全被等同于政治，使文艺与文学理论走向了极端荒谬的境地。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触动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这条主导神经，所以次年年初，就有文艺是“工具论”还是“反映论”、“文艺正名”说等，展开了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质疑与批判。1980年初，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今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说文艺不从属于政治，“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2]。之后（他）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是发展的必然。后来这一问题争论甚多，甚至有人宣称文学和政治无关，走到了另一极端。其实作家写作，可以不涉政治，不写政治，但是创作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大量作品往往既涉及写作者的政治态度，又涉及被写的内容中的政治生活、政治成分，因为整个生活包括政治在内都进入了文学创作，所以说文艺与政治无关就缺乏根据。有的作家作品中的政治、道德倾向很不好，甚至是不健康的、很坏的倾向，可是他们要求评论只谈谈它的叙事策略，这也是强人所难。由于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理论上的解决，在我国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机制而得以缓解，后来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标志”^[3]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