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学理论与美学审美现代性的发动——评梁启超的“新民”、“美术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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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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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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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学理论与美学审美现代性的发动——评梁启超的“新民”、“美术人”思想

梁启超早期文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新民”说,它与后期以“趣味”美学为基础的“美术人”说是相互贯通、互为目的的。“美术人”即受艺术趣味熏陶、懂得艺术享受的人,或是借用席勒说的“审美的人”[1],是“新民”说的更高发展。“新民”说与“美术人”是梁启超文论美学思想的整体表现,它们显示了我国近代文论、美学的强烈的审美现代性特征。

关于现代性说法、解释多样,按照我们的社会实践经验来说,现代性就是建设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思想、价值的取向的需求与表现,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一种现代意识精神,一种时代的文化精神”。我同意现代性是一种未竟的事业的主张,根据百年来的社会理论、学术中的经验与沉痛教训,要“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以避免使它走向极端”。要“把现代性的功能视为一种反思,一种文化批判,一种现代文化的批判力,也即一种思想前进的推力……身具有不断清理自身矛盾的能力”。同时“主张现代性是在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又是使传统获得不断发展、创新的现代性”[2],应该铸成一种新的文化传统的现代性。梁启超思想学说所表现的现代性,是一种转向现代社会、建设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的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说的是其对于感性的精神文化艺术表现的主张和导向,和启蒙现代性相适应,并在不适应中发挥“救赎”[3]的审美诉求。

启蒙现代性所表现的自我反思与文化批判,早在明代中期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失落的文艺复兴”时期[4]与清代社会、学术思想发展的几个时期,针对政治制度的腐朽、文化的颓唐、国运的衰落,已经发动起来,流行开来。随后针对封建王朝体制所引发的各种弊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做的犀利的揭发与批判和所发动的改良主义运动,达到了启蒙思想发展的高潮,也可以说是启蒙现代性的高度体现。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在流亡中进行了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体验了迎面扑来的西方世界各种新思潮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新经验的思想激荡,接受了日本的各种来自西方的启蒙学说,如民权、自由、司法等,并宣传“破坏主义”。他说“历视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在谈及卢梭的《民约论》时,当时梁启超情绪激昂,想象卢梭的民约思想一旦传到东方,老大中国就能变成自由乐土,因而用诗一般的语言祷告:“大旗觥觥,大鼓咚咚;大潮汹涌,大风蓬蓬……《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5]与此同时,梁启超大体上接受了日本的启蒙家中村正直的“新民”学说,思想为之一变。中村正直师法西方,认为西方列国的强盛,在于人民具有优良的国民素质,他与其同时期的日本启蒙学者一样认为,维新的真正意义,在于“人民之一新”,而不是“政体之一新”。梁启超在《自助论》(1899)一文中介绍了这位日本大儒的学说,并在其影响下提出了要从道德教育入手,来改造国民的性质[6]。正是这一目的,引起了梁启超对我国“国民性”的探讨,转入了社会、政治“新民”说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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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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