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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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毛泽东的民族精神》

出版日期：2015-06

字数： 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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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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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革命实践的历练和激发

时势造英雄。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产生还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历练和激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民族精神就是对于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不断概括和总结。

毛泽东的童年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夕。封建主义统治者的昏庸残忍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危机，促成了他超越一般小农的眼光，确立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他在一切社会变革中站在人民大众一边，产生强烈的救国救民的心理。他13岁那年读了《盛世危言》一书，后来回忆说：“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1]为此他还从家里出走，寻求新知识去了。

发生在1906年的长沙饥民暴动，那些吃不上饭的老百姓走投无路起来暴动，结果大批被抓被杀，被杀的老百姓的头颅被挂在旗杆上示众。毛泽东回忆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议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和‘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2]不久，当地一个彭铁匠领导了哥老会的反政府的起义，后来被镇压，彭铁匠也被斩首。毛泽东同情这次起义，认为彭铁匠是一个英雄。毛泽东觉悟到这些事件与自己的根本利害关系，对旧社会的反抗意识和救国救民的责任心与日俱增。他总结这段经历时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