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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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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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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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等[1]。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阐述。

人们一般认为,就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而言,存在着两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手——国家干预,一只是无形的手——市场调节。实际上,由于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结构转型时期,并且中国经济处于含义更加广泛的非平衡状态,因而对于中国来说,还存在着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社会结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结构转型作为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将以它特有的方式规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资源配置的方向,这种力量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都是无法概括的。在一般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推动力,而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过程中,这种力量的作用日趋明显。

一 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

(一)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

在描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时,“增长”和“发展”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交替使用。在很多场合,它们是可以互相替代的。然而,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区别,代表着两种发展观。

经济增长指的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提高。只要一个国家的商品产量和劳务量相对于人口增长来说提高了,就可以把它看作经济增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阶段,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上来,在理论上也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现,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传统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主旨就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数量增长为目标。这个时期在理论上出现了较有影响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罗宾逊增长模型、贫困恶性循环论、大推进理论等等。联合国在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中,也规定了不发达国家的基本发展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不低于6%。1969年应世界银行的要求提出的“皮尔逊报告”以及1970年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提出的“廷伯根报告”,也都代表了这种传统发展观,即认为经济的增长是发展的捷径,只要把蛋糕做得大一点,就可以有更多的剩余分配,从而最终消除贫困现象。此外,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在殖民体系崩溃以后继续享有传统的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也运用各种手段把第三世界纳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并希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效果能够有“示范效应”。基于这种背景,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理论界存在着普遍的“增长热”,报纸、广播和政治演讲中充满了各种关于经济增长的词汇。

但是,到7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滞胀”的困难局面。不可再生的资源大量消耗,片面增长带来环境的日趋恶化,受害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战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真正消除贫困,而且由于发展的畸形,造成贫富悬殊、利润外流、债台高筑、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等等。平民教育、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社会进步因素都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在此情况下,曾经一度在欢快的气氛中十分响亮和时髦的“增长”一词,似乎突然蒙上了悲观的色彩。

“无发展的增长”这句名言大概是对以上状况的精辟概括。它表明,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应该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发展的最本质内容。

(二)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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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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