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的一篇文章提出,[1]社会结构转型是既不同于市场调节也不同于国家干预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所形成的变革和创新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资源的配置状况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本文试图对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阐述,分析社会结构转型如何通过家庭、企业组织、社会潜网等基本结构要素影响资源配置,并考察一下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可能的逻辑基础。
一 家庭的资源配置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单位,这种基础地位并没有因现代科层组织的发展和家庭的核心化(夫妻和子女组成的三角家庭取代传统大家庭)而丧失。在一般人看来,家庭主要是一个生活单位,是世代继替的场所,但在传统社会中,家庭几乎具备社会的各种经济功能,在家庭自给自足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中,不需要银行、商店、工厂和政府。尽管现代社会已将家庭的许多经济功能分离出去,由更有效率的专门机构承担,“但在一切社会,包括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家庭仍然对相当大的经济活动——一半以上的经济活动——承担责任”。[2]家庭行为广泛涉足于诸如消费、储蓄、财产继承、投资、债务、赡养等各种经济领域,家庭的结构形式和内部关系影响着很大一部分资源的配置。正如美国著名家庭社会学家古德(W.J.Goode)所说:“人们常常忘记现代家庭也是一个经济单位,即使它不再是一个农作单位。”[3]作为生产和经营单位的中国农村家庭,其经济功能就更为明显了,2亿多个农户就是2亿多个资源配置单位。
在家庭的资源配置中,主要不是依靠供求关系、法律制度或行政指令,亲缘关系、伦理规范、家庭制度等非经济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当农村中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尚不成熟时,家庭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其存在的经济合理性,因为我们基本上可以假定,家庭资源配置中的交易成本较少,它既不需要讨价还价,也不需要签订契约,监督的成本也很少,家庭成员之间存在一种亲属性默契,伦理规范同时也是经济行为的规范。我们知道,在我国的乡镇企业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国或地区的中小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由第一代创始人领导的企业)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但在初期发展阶段,这似乎并没有成为组织效率的障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现代素质的农民建立现代科层制规范的成本是很高的,而把现成的家族伦理规范移植到企业中,可以大大降低组织成本,刚刚转化成工人的农民对这种规范有遵从的习惯,监督成本也较低。但是,当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出现各种纠纷、摩擦和冲突,组织成本就会成倍增加,这时,企业的组织创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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