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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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

出版日期：2013-01

字数： 1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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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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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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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

我在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的《社会结构转型：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文中提出，社会结构转型是既不同于市场调节也不同于国家干预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所形成的变革和创新力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资源的配置状况和社会发展的方向。1994年初，我又在《社会学研究》第1期发表了《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对前文的命题在理论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努力从规范性理论体系的框架出发为这一命题建立逻辑基础，认为社会结构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体要素（如家庭组织、企业组织以及社会潜网等非正规制度）是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形式，它们的形成受各种历史的、文化的和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受“个人利己心”或“利润最大化”法则的支配，这只“手”的存在意味着要对经济学某些既定的暗含假设和前提作出新的修订。在本文中，当我们试图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析进行理论上的总结时，我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理论企图，即跳出目前在西方十分盛行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解释模式的束缚，建立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来说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成长的过程。

一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

现代经济学中的市场自由竞争理论有一个重要的逻辑推论基础，它出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一个重要思想：在“自然秩序”下，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驱动，每个人从“利己心”出发追求自己的利益，会达到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1]。这个思想蕴含的逻辑是，经济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展开的竞争，会使生产成本降到可能的下限，并使产出最大化。这个以“个人本位”作为逻辑起点建立起来的经济法则被称为“利润最大化”假定。这显然是一个从个体主义方法论出发强调经济领域中个人“利己心”的合理性的法则。

与此同时，自卢梭以来的政治学传统和自迪尔凯姆以来的社会学传统都强调“社会契约”和“社会秩序”的主题。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是人类追求社会平等的产物，通过社会契约限制个人“嗜欲的冲动”，使个人“服从人们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更高级的自由”^[2]。迪尔凯姆则认为，“社会秩序”是不能还原为个人行为并且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社会事实”，无论它是以法律或是习俗的形式出现，这种强制的约束力是在社会利益受到侵犯时发挥作用，它凌驾于个人之上，引导着个人需求，所以，“应当从先于它产生的社会事实中，而不是在个人意识的状态中去寻找影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因素”^[3]。在方法论上发展了迪尔凯姆这一思想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进一步指出：“社会结构对违反规范的人比对顺从规范的人施以更确切的压力。”^[4]这些理论显然是对“私利即公益”假设的否定，它提出的重要命题是，社会的协调运转（姑且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福利最大化”假设）需要建立在强制性私欲约束基础上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社会秩序是现实中群体利益协调的结果。

以上作为不同学科逻辑基础的这两个几乎相反的命题，存在着明显的“理论上的矛盾”，在解释这种矛盾时简单地否定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十分轻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