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

理性选择是一个古典的话题，近几十年来，一派学者试图使其成为社会科学三大经验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解释社会行动的统一的理论和方法，很多社会学家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不断的努力^[1]，但另一派学者则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甚至将其称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2]。最近我在参加国内的一些课题成果评审和博士论文答辩的过程中，深感在此方面存在着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混乱。这也并非仅仅是我个人的感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1期曾特意出了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专号，试图厘清这方面的一些认识。现在看来，有必要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讨论。

对于这种理论和方法论取向上出现的张力，有的学者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激进主义态度，也有的学者认为，为了化解这种张力，必须追根溯源，返回对主体的自问，返回古典理论，至少也要返回到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分立初始，返回到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新兴功利主义传统和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古典理性传统的形成^[3]。这种讨论很有必要，但为了应用的目的，本文的讨论更加侧重于返回经验本身。

关于什么是“理性”，可能和关于什么是“文化”的问题一样，存在着诸多的争论。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采取经验学科排除“形而上学”问题的办法，排除一切非工具性理性（包括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理论理性等等）的讨论。换言之，理性选择理论所说的“理性”，就是解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之间的联系的工具性理性。但是，随着理性选择理论与其他社会理论之间争论的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科学众多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理性选择理论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它的一些基本的假定也都经过了不断的修订和完善，这些修订和完善应当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

一 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变

（一）“理性人”的假设对“社会人”的包含

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几乎是一切经济学派进行经济分析的共同逻辑前提，它主张人们的一切经济行动，都受物质利益的驱动，但这个前提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学关于“社会人”假设的对抗。多数社会学家更倾向于认为，现实中的社会行动（也包括经济行动），有着复杂的动因，仅仅从经济单向维度来解释，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很多非经济因素，是决定人们行动的重要变量。

例如，什么是“利益”？多数人都认为而且科学也证明吸烟有害，但现实中仍存在大量烟民，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烟民的吸烟是非理性的自杀行为。为了能够包容这种利益需求上的个体差异，经济学家引进了“效用”的概念，来表示对某种需求的满足。

对某种效用的追求，起初被理解为某种“稳定的偏好”，但现代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们的需求是划分为不同层次的，在食品衣着等需求基本满足以后，人们会追求安全、成就感等更高层次的需求，所以“偏好”也不总是稳定的。为了对此作出解释，经济学引入了“边际效用递减”定律，来说明效用并不是人们所需要的对象的一种不变属性，随着人们对某种需要对象的占有量的增加，其效用的增速会降低，这种边际效用最终会跌到零甚至低于零。

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假设每个人的行为选择主要受其个人内化的偏好影响，而不是受其他人的决策和行动影响，如果每个人的偏好都取决于其他人的偏好，市场均衡理论就无法测定和成立。但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表明，“制度”类似一种公理化的自然习俗或生理学上的习惯性上瘾，它对个体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在一种制度下个体的行为也会产生“路径依赖”，从而产生趋众行为^[4]。凡勃伦（T.Veblen）通过对“炫耀性消费”的研究探讨了个人消费选择之间严重的相互影响（Veblen，1994/1899），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通过对“广告”的研究揭示了卖者对买者行为的影响^[5]。所以，目前“理性人”的假设，已经是假设在一定制度下的、偏好受多方面影响的、追求并非单一经济利益的“效用”的理性人。

（二）“完全竞争”的假设对“公共选择”与“合作”的包含

其实，早期的理性选择论者帕累托（V.Pareto）就已经看到，现实中不仅存在“经济效用”，还存在“道德效用”，如经常参加宗教礼拜。帕累托认为必须区别共同体作为整体的效用最大化和共同体作为个体聚合的效用最大化，理性的公共选择必须以后者为目标，追求在一些人获益的同时，其他人也没有损益，他用这种“最优”概念取代了“最大化”概念，这样“最优”实际上既是经济最优，也是道德最优^[6]。尽管“帕累托最优”往往被认为只是一种神话，但它却成为后来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成为评价竞争结果的一种限制。科尔曼（J.Coleman）也探讨了竞争中个体利益如何与集体利益一致的问题，他认为现实中存在着诸如信任关系、权威关系、规范这样的“社会资本”，所以会出现为了得到社会资本而采取的“单边资源让渡”行动，从而促成“法人行动者”的形成，社会的发展使个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而现代的法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尽管法人行动者也难以真正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但它在个人竞争的残酷和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难题之间，找到一种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理性选择^[7]。此外，博弈论揭示了竞争中合作的重要性，证明在不合作的情况下，个人效用最大化行动可能对个人和可能的合作者都是最糟糕的结果，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人们熟知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个体不得不就是否揭发对方作出选择）^[8]、“贡献者困境”（Contributor’s Dilemma，个体不得不就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做何等贡献作出选择）和“撒玛利亚人困境”（Samaritan’s Dilemma，个体不得不就是否帮助别人作出选择）^[9]。这样，竞争实际上不可能在一种完全理想的状态下进行，共同行动中每个人的理性选择必须考虑其他人的选择，“合作”也就成为竞争条件下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三）理性“最大化”假设对“次优选择”和“X效率”的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