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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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

出版日期：2013-01

字数： 1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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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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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王朝崩溃、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怨鼎沸，在文化学术领域，又是思潮激荡、呐喊起伏、学术大家辈出的时期。中国社会学在此一时期，也呈现了难得的快速发展局面，一些研究成果达到了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巅峰，并且迄今难以超越。

中国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种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繁荣，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乱世中的繁荣呢？可能大致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碰撞产生民族文化的自省和反思；二是各种新潮思想流行，变法维新革命批判意识强烈，反传统成为主流；三是走入实际、走进实践、走向实用的取向明显，改造社会成为学术主旨。

梁启超在他1923年演讲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中国学术开始走向务实的思潮追溯得更远，他认为近300年的学术思潮是对过去600年的道学传统的反动，“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 这也并非梁启超一人的看法，蒋方震在1921年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写的序中说：“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清学之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2]许多学者在概括16世纪至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学术思潮时，都称之为“经世致用思潮”或“明清实学思潮”。^[3]

中国社会学的产生，自然与整个社会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一致的，但其走入实际、走进实践、走向实用的特点，较之其他学科更加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它对社会调查的重视，甚至成为一种对社会调查的崇拜，发展成社会调查运动。

纵观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思想，大略可以划分为六个领域：一是唯物史观社会学；二是社会原理研究；三是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四是人类学调查和社区研究；五是社会史研究；六是政法、经济、文化和伦理研究。这六个领域的划分，只是为了能够包容所有的社会学学术分支，是为了一种叙述的方便，很难谈得上是完全恰当的，因为有的领域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有的领域包含了多个学派，还有的领域与学派几乎无关。

这六个领域大体可以分为两条思想线索：一条是理论和经验的线索，另一条是国学和西学的线索，这两条线索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理论社会学方面，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唯物史观学派（如李达）、西方社会学传统的学院派（如孙本文）和国学传统的中国文化派（如梁漱溟）；在经验社会学方面，也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如陈翰笙等人）、西方社会学功能学派的（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和注重中国文化因素的西方社会学文化学派的（如林耀华、许烺光等人）。这只是一种大体的划分，实际上，唯物史观、西方社会学和国学，成为中国社会学早期思想形成的三个主要因素。本文限于篇幅，只考察人类学调查和社区研究的发展历史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学“中国学派”。

一 “中国学派”的形成

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是与吴文藻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吴文藻是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奠基人。吴文藻1927年以《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为题的博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1929年初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33年开始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中国人类学调查和社区研究方面，吴文藻是最重要的思想先驱之一。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学界，社会学在教学和研究上有两种趋势：一是很多社会学家热衷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二是用当时英美社会学通行的社会调查方法来描述中国社会。吴文藻回国后，正值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广泛开拓之际，他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运动，并苦苦思索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子，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