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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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

出版日期：2013-01

字数： 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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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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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

如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存在着三种路径：

第一种是“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它的基本假设和断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社会矛盾，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共同的阶级就意味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共同的利益，后者又进一步意味着共同的社会意愿、共同的社会态度和共同的社会行动。在这种逻辑推论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定阶级、划成分，来判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和社会行为，一旦被打入另册，就终生不得翻身。只要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的事件，就上纲上线，抓幕后黑手和坏人，用镇压的办法解决。

第二种是“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它的基本假设和判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社会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制度建设中的不完善问题，也有国家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更多的是由各种物质利益分配中的不恰当、不协调、不公平引起的。所以，最根本的是要从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种利益主体的物质利益的协调入手来解决矛盾。

第三种是“社会意识”的分析方法，它的基本假设和判定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一些促成社会矛盾和新型社会运动的“社会意识”，并不属于“客观阶级”的意识，而是属于“认同阶级”的意识，这种“社会意识”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具有“突发”、“快速扩散”和“难以预测和控制”的特点。

历史和当前的社会实践证明，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问题，“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和带来极大社会灾难的方法；“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是适合目前大多数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方法；而“社会意识”的分析方法，是我们还不熟悉，但适合于一些具有现代风险特征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的方法。

在研究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也有两种观察视角，一种是从冲突事件的结果去进行追因研究——事后的研究，这是目前多数研究的理路，另一种是从主观意识和行为倾向去进行追果研究——事前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往往被人们忽视。

我们在本文中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前的研究，其基本假定是：客观的社会结构分层和经济社会地位，要通过主观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才能与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行动选择建立起逻辑关系，这个链条的连接规则，就是我们在本项研究中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这也涉及究竟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选择和走向？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将围绕哪些焦点问题重组？这种力量重组将依照什么样的规则进行？

本文对“中国经验”的分析，是依据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该调查于2002年11-12月间对中国大陆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城市居民进行的“中国城市居民社会观念”抽样调查^[1]。被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8-69岁之间的城市居民，该调查共发放150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了11094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3.96%。经过近两年的数据整理和分析，现将我们的初步分析结果和发现报告给大家。为了节省篇幅，我省略了具体的数字分析过程^[2]。

一关于两种社会冲突的行动逻辑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在风险社会之前，阶级分析的框架，是理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最基本的框架。很多西方学者否认这一点，但各种调查结果表明，阶级是各种已有的社会划分中最基本的划分，是人们判定社会位置、分辨利益差别和选择认同群体的最方便的途径。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中，民众对阶级内涵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在对马克思的阶级学说的研究中，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人们比较关注阶级的归属与占有生产资料、财富和特权的联系，而容易忽略马克思在人们的阶级本属与人们可能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之间建立的逻辑链条。

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阶级分析的基本路径是把阶级分为“自在阶级”（class-in-itself）和“自为阶级”（class-for-itself）。一个以社会群体（social group）的形式存在的“自在阶级”，只有通过一个历史的、认知的和实践的觉悟化过程，才能产生阶级意识，才有可能通过一致的集体行动争取共同的阶级利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认为，农民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同质的但相互分离的“一麻袋土豆”，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会采取一致的政治行动。

所以，阶级归属与人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之间的逻辑连接，需要一个觉悟化的过程，要经过一个获得阶级意识的中间环节。而且，尽管人们的阶级本属是获得阶级意识的基本要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很多情况下甚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民族、种族、社会地位、被压迫程度等都会上升为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如中国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革命，其基本力量是农民，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农民国家，而大量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是由于西方先进思想的导入，形成改革和革命的风潮，特别是在日本侵略中国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后，抗日救亡成为主流先进意识。而在德国纳粹党的成员中，工人的比例实际上非常高，这是由于当时弥漫德国的种族主义社会思潮把压迫的根源引向种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