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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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

出版日期：2013-01

字数： 1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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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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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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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城中村”——我研究“村落终结”的方法^[1]

中国正在发生村落的巨变。从1985年到2001年，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一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人们原来以为，村落的终结与农民的终结是同一个过程，就是非农化、工业化或户籍制度的变更过程，但在现实中，村落作为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其终结过程要比作为职业身份的农民更加延迟和艰难，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工业化的伴随曲，它展现出自身不同于工业化的发展轨迹。^[2]

一我聚焦的“城中村”现状

我为切入这项研究而选择的调查对象，是华南大都市里的“城中村”。“城中村”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和非常热门的话题，围绕着“城中村”，街谈巷议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近20年来，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和城市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扩张，这种高速扩张似乎是引发产生“城中村”这种独特事物的直接原因。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这种“城中村”现象还几乎从来未出现过。所以，“城中村”现象的产生，一定与中国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因素相关联，这就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但这种户籍制度是所有的中国村落共有的，所以还应当有另外的特殊机制在起作用。而这种机制究竟是什么，则成为激发我研究热情的一个“悬念”。

在调查之前，我们原来设想，所谓“城中村”，就是在很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出现的、已经转为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村落，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大概就类似于北京的“浙江村”、“韩村河”那种村落，无非是生活和工作都很城市化了，但房子矮一点、商业气氛淡一点而已。然而，当我们到作为华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广州市“城中村”进行实地调查时，尽管事先已阅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还是感到一种心灵的巨大震撼并惊讶得失语。因为现实呈现给我们的“城中村”，与我们心目中原来的想象，实在有太大的距离：就在繁闹的市中心区域，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每个“城中村”就像在方圆几公里人为制造的一个整体的高达20多米的“水泥巨物”。震撼还不仅仅来源于此：这个“水泥巨物”并不是由某个公司或某个经济集体建造的，其基本的住宅楼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盖起来的，但在土地和房租收益的刺激下，建筑已完全失去个体差异的美学意义，经济的铁律也碾碎了中国传统村落和谐人居空间的“文化意义”。在连接着的非常雷同的七八层高的建筑物中间，是由原来的宅基地间隔确定的宽约1.5-2米的街道，可是在第2层楼以上，为了最大化地扩展住宅建筑面积，街道两旁的楼都伸展出来，几乎把露天的地方全塞满，形成当地人戏称的“贴面楼”、“亲吻楼”和“一线天”。村落中的大部分住宅，白天屋里也要靠电灯照明，村里的街道也形同“地道”。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村里的人气和商业气氛却很旺，狭窄幽暗的街道两旁，排满各种商店、杂货店和服务网点，在村里居住的人除了几千村民之外，还有几万租房而居的外来打工者。

都市里的这种“城中村”，既像是古老历史的遗物，又像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新生的活体。宏观上来看，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庆、喜悦和梦幻的。然而，在这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环，在这村落的终结点上，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千年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相对于企业、机关和城市社区，村落的进入并不困难。首先，村落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末梢，外来的调查者，通常被视为从社会的上层来的，至少是从制度架构的上层来的，所以一般都能够受到尊敬和认真的接待；其次，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通过私人关系，很容易融入，农民也是朴实好客的，不像在城市社区和企业里调查，被调查对象通常带有警惕和怀疑的眼光；再次，在村落中，生活和生产经营、家庭和工作场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都没有非常清晰和严格的划分，你比较容易从一个日常的领域进入，然后转到你所专注的领域；最后，村落中很少有秘密可言，每一个村落大婶，都是破解村落秘密能力很强的乡土“福尔摩斯”，即便是文字档案资料，借出来复印也并不是困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