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是正确认识世界的保证。而认识活动最关键的一环是“现实问题”的提出，这个“现实问题”原则上是不可抽象的。一旦对这个“现实问题”进行了抽象处理，那就意味着“现实问题”本身会变成一个“概念”，成为思辨活动的一个有机成分，就有可能将对“现实问题”的科学探索活动，变成思辨游戏。

要达及科学思维的境界，首先要对自己头脑中既有的一些问题进行清理，去除那些没有现实意义的“虚假”问题，把问题的提出建立在“现实”问题的基础之上。只有把思考的出发点建立在坚实的“土地”上，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显然这样的思路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线路。

生产活动与意识的产生

人的思维能力是在生产和生活中发展起来的。思维的性质与生产生活的性质和特性有关。人类思维活动最早运用的概念，一定是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对人的生产活动而言，最重要的是劳动概念。劳动的目的最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但随着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劳动的目的却演化为首先要满足他人的需要。如“奴隶”、“长工”和“工人”的劳动等，他们劳动的目的都首先是为了满足他们“主人”的需要，而不是他们自己。“文明”就是随着劳动目的的变化而产生的。原始部落的共产主义是最初的文明形态。这是由群居动物的“社会”发展而来的。假如人是由独居动物发展而来的，最先诞生的文明可能就不是原始共产主义，很可能会直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因为“个人生存”和“自私”依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行为准则。在原始部落中，由于原始人的求食能力不同，能力强的要为老弱提供多余的食物。这是“社会”生活自然产生的现象。自然界中的任何一个物种都有保护意识和生殖意识。据有关科学资料表明，有些树木在遭到砍伐的“噩运”时，会向它的同类发出死亡信号，而对这种信号做出的反应就是分泌出更多的有毒物质。这些树木，“以为”“它们遇到了天敌”，因此要“生产更多的毒物来阻止被啃食的命运”。如果这种报道属实的话，伐木工人的平均寿命绝不会是长的。照理说，伐木工人生活在林区，空气新鲜，还经常有野味佐餐，应该是长寿一族。但事实远非如此，因为树木“认为”“他们是敌人”，会经常分泌有毒物质。护林人的命运要幸运得多，他们是最有希望长寿的人。“树木”会把他们当成朋友，会释放有益物质供他们享用。我们可以把树林的这种“意识”特征视为植物的“无意识”，也可以称为生物的“自保意识”。人类的私有意识就是从这种自保意识中产生的，是“类”的无意识的一种自然转化形式。

在人类的原始时期，个人的采集向集体狩猎的转化使人类在私有意识的基础上产生了“他者”意识。“他者”意识是集体意识的前提，也是共产主义意识产生的基础。在集体行动取代个人行为模式过程中，集体意识也在取代私有意识的主导地位。在采集谋生之时，个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他总是要先吃饱之后才将多余的上交集体，而集体狩猎则限制了这种“自私”的行为。个体在集体行为中无论表现怎样都会暴露在众人面前。个体的出众能力不再单纯体现在获取食物上面，还表现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协调方面。在集体行动中，英雄主义意识得到最原始的开拓。与此相对立的奴隶意识或自卑意识相应产生。这两类意识在采集阶段是不可能产生的。一个老人，在他的风烛残年，他的确需要其他个体的供养，但他不会产生不如人的感觉，因为他也曾年轻过，也曾为集体做过贡献。一个年轻的人，如果他的能力不如人，他同样不会产生自卑。因为他的日常行动是独自的采集。他可能在林子里晃荡半天，一无所获，这可能是因为他身体不如其他的原始人灵巧，或不如其他原始人力气大，但这都不要紧，这只是他的“私人”行为，别人不会发现。最差的结果就是挨饿或被饿死在外，但这不会让他感到难堪。从原始人的行为中我们会理解到：在现代人当中那些远游他乡的人，如果混得不好，他是不会愿意回家的。只有出人头地的人，才会衣锦还乡。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叙事的文学作品太多了。我们常在小说或影视作品中看到这样的情境：一个由于自由恋爱或其他问题被家族赶出家门的青年，总是信誓旦旦地想或说：混不出个人样绝不回家！这种情节与原始人在采集行为中自然产生的自尊意识相似。当原始人空手而归时，他也不会产生自卑感。因为采集的多少不只与个人能力相关，还依赖于偶然性的命运。一个能力较差的原始人外出，他可能遇到很容易采摘的果树，结果他带回的果子比能力强的人还要多；而一个能力强的人可能一无所获或所获很少。而这种运气并不因为能力强弱而对他们有所偏爱，机会是均等的。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的机会平等，是一种自然的机会均等。

以个人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原始部落的集体生活，劳动者的目的首先是为自己，满足他人的需要是第二位的。这是自然产生的行为模式。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损有余以奉不足。其意是指将自己多余的食物拿出来供给其他食物不足的人。先私后公是原始部落生活的特征。

以集体狩猎为主要劳动形式的原始部落，在生产实践中， “先私后公”的行为模式会逐步转变成“先公后私”的模式。

未成年人由于还没有“生产能力”在部落中自然受到保护，他不可能产生自私意识。因他的食物都来自“他人”的“贡奉”。这种生活一直到他被迫出去参与生产劳动时终止。儿时美好的回忆，为他在后来发展一种自私意识和统治意识奠定了情感基础。集体狩猎行为起源于偶然性。当某个个体发现无法征服猎物时，他就要寻求他人的帮助。当这种偶然的行为成为原始人的行为模式后，人们就会意识到集体劳动可能会获得更多的食物。这时集体行为就会逐渐地取代个人的采集行为。集体共同的劳动，使原始人的意识产生一种革命。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的群居还带有动物性的话，那么在这之后，这种动物性将逐渐被“人性”所取代。然而，在集体行动中，个人的能力将暴露在众人面前。这种情境，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显示出来。因此，人的自私本性又得到强化，争强好胜的个性得到发展。在集体劳动形式产生之前，人们只与自然竞争；而在这之后，人们还要与同伴竞争，而且人与人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形式。

这时我们看到，文明以悖论形式出现了。一方面，集体劳动使人产生了集体意识，产生了“先公后私”的需要，但人与人的竞争，又强化了人的自私意识。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意识在“实践”中妥协。集体劳动需要组织和协调，因此产生了组织者。集体劳动的每个成员都需要有集体意识，才能使集体行动更有效率。“先公后私”成为原始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又使人产生“不择手段”的倾向。这种倾向使人不仅学会运用个人的能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学会利用“集体的”或“他人”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集体劳动的组织者成为最先利用“集体”力量的人。“新社会”因此构筑起来。这时，原始公社的“先公后私”的原则，就被少数组织者利用，成为他们实现“私有”和“占有”的工具。“原始共产主义文明”沦落为以私有意识（私有制）为主导的“奴隶”社会。

几千年来，各个民族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私有”意识占主导的社会组织原则没有变。一直到英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将“私有制”发展到极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才以反“资本主义”的形式回到社会生活中来，并推动了“私有制”社会发生变化。

求真意志

推动社会意识发生变化的动力在于人的求真意志。求真意志要求人们要对当下的“事件”发表真实的看法，从而对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科学决断”。这种思维倾向意味着要对原来的“真理”进行自我修正，对当下“现实问题”给予科学的表述，从而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任何先在的教条解决问题。“科学”的发展史表明，不同阶段的“科学”之间的联系并不是“连续”的。这一现象说明“科学”是按“实践”的逻辑发展的，而不是源于科学自身逻辑的需要。科学会按照实践的变化，对原来的“科学真理”进行修改、改写，并通过发现新的依据、等级的变更等更新事实，向新的概念过渡。通过深化、删改和对内容的不断修正，形成“科学”发展的非连续性形式。谬误并不是由于真理逐渐地从阴影中呈现出来而慢慢引退的，而是通过科学思维的不断强化来消除的。康纪莱姆指出，这种方式正是近代自然科学革命走过的道路。如代数、几何和微积分的革命，以及哥白尼和牛顿的宇宙观的革命。康纪莱姆坚信非连续性是科学发展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