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五四时期的“反传统”问题——以家族制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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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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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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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五四时期的“反传统”问题——以家族制度为中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人批评它“反传统”,这种批评基本上是来自维护旧传统的旧营垒中人。但近年来,批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人却完全不同。他们中有海外华人学者及海峡两岸服膺新儒家的学者,以及一部分青年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林毓生教授著一本书叫做《中国意识之危机》,书中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全盘性反传统”。我在1989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曾撰文反驳林先生的观点。[1]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强调指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主要指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个代表人物是林氏书中提出的),从他们个人的言论主张到他们的工作实绩,都表明他们并非什么“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而是努力于中西结合,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有关这些内容,本文自然不需重述。我在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新文化的领袖和健将们为什么对旧传统持强烈批判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数十年来一直被指为“反传统主义者”,此“罪案”的要害在何处?

为了行文的方便,也是为了同讨论的对方对话的方便,我准备在本文中也借用“反传统”这个提法。但是必须事先说明,不加特别界定,简单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反传统,是不恰当的。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这篇纲领性文献里明确地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又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2]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大体上也是同样的主张。因此,准确地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对传统是采取评判的态度,他们不是盲目地反对一切传统,而是对传统的制度、习俗、观念等等作出分析,重新认识其好处与坏处,对坏的一面自然要加以反对,对其好的一面,或对其不致阻碍社会进步的方面,则加以继承或加以适当的改造,成为有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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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近代思想文化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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