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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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近代思想文化论集》

出版日期：2013-01

字数： 1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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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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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文中所提“五四”、“五四运动”，皆指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以“五四学生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专指狭义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其参与群众之广泛，规模之浩大，其先锋队之觉悟的程度，及其所发生的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当运动的高潮刚刚过去，躬与其事的青年领袖分子即发生很深刻的反省，这也是很少见的，故尤属难能可贵。

傅斯年以其主办《新潮》杂志，发表多篇思想性很强的文章而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即已为人所瞩目。五四运动中，他又是学生爱国运动的著名领袖。可以说他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研究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察和感受，研究他五四后的反省心态，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这场运动，进一步认识经历这场运动的洗礼而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精英是很有意义的。

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给他的好友，北大毕业后在清华学校任职的袁同礼写了一封信。这时，傅斯年已确定以山东公费的名额去欧洲留学。当时他病后初愈，大约病中不能做事，有暇思考。因而信中所谈，颇深入地触及到一些重要问题。本文即以这封信为主，联系其他资料，分别讨论傅氏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 “中国新动机大见发露”

傅斯年在信中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这时离开五四爱国运动之爆发，仅只三个多月，而距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通常人们皆以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为标志——则已有两年半了。傅斯年这里所说的五四运动，应当是指由学生奋起而波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而这一运动在他们这一批五四健将的心目中，则无疑是经历两年多的新文化运动而鼓动起来的社会新思潮凝聚成的一种结果，又是许多新运动继涨增高的一个起点。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一概念的，是傅氏的好友，新潮社的骨干罗家伦。^[1]罗家伦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仅仅三个星期之后，就在一篇题名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文章里，不仅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内涵丰富而又意义明确的概念，而且分析了五四运动所反映的基本精神。这些精神是：（一）学生牺牲的精神；（二）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民众自决的精神。学生是运动的先驱，是最先觉悟、最早奋起的力量。他们无所倚傍，赤手空拳，为国家，为民族的命运奋斗。这显然是极可贵的牺牲精神。所谓社会制裁，是指社会运动起来，对政府发生监督制约的作用，迫使他们不能不有所改变。至于民众自决的精神，则是指，一向被内外反动势力压得奄奄无生气的民众，起来向外交使团，向外部世界宣告自己的主张，向国内的统治当局抗争。对外、对内都喊出民众的声音，表现出一种民众自决的精神。由这三种精神作原动力，一则促进了改革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二则催生了许多社会的组织；三则提升了民众的势力。^[2]傅斯年所说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我们看了罗家伦的观察和总结，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傅斯年在1919年10月出版的《新潮》2卷1期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也谈到了五四运动所发生的影响。他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这几句话显然可以看作是前引傅氏信中的那句话的一种注释。不过为了说明他的观察和评估不错，我们还是应该看看五四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