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儒学遗产与中国现代化
一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因屡受挫折而感到困扰:在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学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个问题早在清末就提出来了。张之洞发表《劝学篇》,针对康梁及其追随者动摇了儒学正统的权威而发出警告。民国以后,这种争论一直不曾休止,五四时期,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陈独秀、胡适等人认为,儒学不适宜现代生活,任何尊儒或复活儒学权威的企图都被他们看作是开倒车。相反,一部分坚守儒学立场的人,则指责陈、胡叛离中国传统,走上了邪路。梁漱溟就是提出这种指责的一个人。[1]30年代读经与反读经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是这一争论的继续。尤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争论直到今天,仍为中国学者们所关注。当大陆思想界为“左”倾教条主义所笼罩,尊儒的言论无法公开发表的时候,一部分台、港和海外学者却以很高的热情宣扬复兴儒学的主张。而当大陆上“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结束之后,尊儒的思想也有骎骎抬头之势,去年在山东曲阜举行的儒学讨论会就有所反映。
张君劢先生可说是中国现代尊儒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从20年代起,一直坚守这一立场不变,晚年发表过一系列言论著作,阐述他的一贯立场。1958年,他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0年前后,写成《新儒家思想史》[2];都强烈表现出复兴儒家思想的热忱。1965年,张先生在韩国高丽大学举行的“亚洲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报告,更明确提出“复兴儒家哲学是现代化的途径”[3]。这类极端尊儒崇儒的思想,在中国学者中间,一直遇到强有力的批评。我也是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一个人。1986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文化国际讨论会上,我提交的论文《今日的中西文化问题》,强调反对恪守传统的教条主义,主要是指儒家教条。今年3月21日,我在《人民日报》学术版发表《近代文化与儒学》一文,更明确地反对复兴儒学的主张。我提出,对儒学遗产,亦如对其他古代文化遗产一样,应当研究整理,但不应当作神圣教条加以崇拜,尤不应把现代化纳入儒学复兴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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