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守主义的角色演变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路

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保守主义在各个时期都充当了传统守护者的角色，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断有所变换。这是因为它们所要保守和所能保守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同时在精神上却又越来越被放大，有时甚至显得很玄妙。

十几年前，我在《传统与未来》一篇短文里说：“传统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累代传承下来的，凝结在其文化中，长久地制约着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操的那些东西。”^[1]传统既然是累代生命历程中形成起来的东西，它就是与民族或社会群体的生命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是不可随意抹杀，不可骤然取缔的。但另一方面，它既然是历史上形成的，也就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传统。就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历史而言，既不乏利用传统以开拓进步事业的先进分子，也有不少固守传统，抵抗进步潮流的人物。鸦片战后至洋务运动时期，一些主张改革的人所鼓吹的“西学中源”说以及“中体西用”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利用传统，对传统作出新的解释，以为进步事业开辟出路。康有为直接利用孔子的招牌，为其政治改革制造舆论，更是人所共知的了。而固守传统的人，无论是反对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的倭仁，还是反对康、梁变法主张的王先谦、叶德辉，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张之洞，都坚持中国传统，或者是全部或者是其“本体”不可变。

关于保守主义，其含义向来不十分确定。保守主义可以是对开放主义而言，保守本民族的文化，拒绝外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可以是对任何改革或革命的趋势而言，主张保持现状，维护固有的东西。保守主义也可以是对激进主义——如暴力革命或急进的改革——而言，主张温和的缓进的改革，不赞成急遽地或大幅度地改变现状。在中国近代史上，保守主义曾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过，他们的主张各有不同，其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历史作用亦各不相同。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加以探讨。

一 洋务运动时期的保守主义：拒绝“师夷”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冯桂芬提倡“采西学”，可以说是引发洋务运动的直接思想先驱。最初学习西方，自然只能是从显明易见之处开始，如船、炮、机械之类，由此而推及算学。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主持洋务的恭亲王奕两度上折要求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其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因此，拟从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所谓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其年龄在二十以上者中选拔学生；随后又将招生范围扩大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在三十以下者。被录取者须常川住馆学习，实行月考、年考。馆中专聘洋人充教习。此事自是洋务之一端，目的在培养人才，若能认真举办，当然有益无害。但奕奏折中称：“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2]以为自强之道即在于此，显然不对。

此奏一出，即遭到守旧大臣们的反对。首先是掌山东道监察御使张盛藻上奏朝廷，主要是反对以科甲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他认为“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借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他认为，若办此馆，“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至轮船、洋枪，则宜工部遴选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之有心计者，令其专心演习，传授其法”，不可用科甲正途官员习其事。^[3]张氏的奏折遭到朝廷的驳斥。守旧派很不甘心，乃推出有“一代儒宗”之称的大学士倭仁出而上奏，反对奕的主张。按，倭仁（1804-1871）原为河南开封驻防旗人，家境清寒，以学优而仕。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得与京中士林为伍，相与切磋，学益长进。其学原宗王阳明之心学，入京师以后，受吴廷栋、唐鉴影响转而尊程朱，遂终生笃奉朱子之学，以卫道崇德自任，渐为士林所重，被视为“道光以来一儒宗”。由此，其仕途亦称顺，相继为帝师，为翰林院掌院学士，随后复以大学士兼管户部。到同文馆之争起，倭仁已是望重朝野的理学名臣，士林尊奉的“一代儒宗”。由他出来力争，虽未得朝廷采纳，事实上却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有学者分析，按奕奏请的招收条件，在招生范围内的正途人员，他们获取功名多半都在1862-1867年间。而这期间，倭仁恰好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担任历次会试正考官，或殿试读卷官，或朝考阅卷大臣。以此，适合参加应考的人员，几乎都可算是他的门生。既是门生，自然极易接受他的影响。再加上，倭仁身兼帝师、大学士的头衔和理学名臣、“一代儒宗”的声望，其对年轻士子的影响力，可想而知。这就是应考天文算学馆的人员甚少的基本原因。^[4]

倭仁反对奕与朝廷添设天文算学馆的计划，主要理由有两个方面。

一、坚持“夷夏之防”。倭仁最不能容忍的是“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5]。这里所说“诵习诗书者”，是泛指读中国圣贤之书的士子，自然包括天文算学馆准备招考的那些科甲正途人员。倭仁认为：“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6]在倭仁看来，读圣贤书的中国士子，乃系维持圣道人心的砥柱，是维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的民族精英。让他们去奉夷人为师，“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7]。倭仁强调，夷人是我们的仇人，“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能一日忘此仇耻哉？”^[8]他还指出，“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今欲习其秘术以制彼死命，彼纵阳为指授，安知不另有诡谋？”^[9]倭氏说：“闻夷人传教，常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从学，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