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化与个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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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近代思想文化论集》

出版日期：2013-01

字数： 1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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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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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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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

深切关心中国历史命运的海内外知识分子，百余年来一直围绕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历史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线索是什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中心线索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一些人则认为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前者明显地是反映革命主义的思维，后者则显然关照到历史中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谁都知道，革命不是目的，它是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但在激荡的革命斗争年代，一般人无暇思考更深层的东西。80年代，人们才提出现代化的问题，因为激烈的革命斗争年代已经过去，改革开放已经开始。这场争论很有象征性意义。

实际上，早自19世纪末，中国启蒙思想家和改革思想家们就已经意识到了现代化的问题。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改革与建设总是无法坚持进行，迫使人们投入革命的运动。而且革命一波又一波，继长增高，席卷一切。遂使人们观念上起了变化，以为革命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不二法门，革命就是一切。取得政权的政党，未尝不曾顾到建设与现代化的问题。但由于革命主义几乎已上升为一种世界观，一种意识形态，用革命主义的思维对待建设问题，对待现代化的问题，则现代化无法走上健全的轨道。

现代化本身的界定是一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我倾向于不把现代化看成是某种固定的可以具体加以描述的标准，而最好把它如实地描述为一种发展的趋向。现代化主要是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发展过程，发展趋向。从外部关系上说，它是个世界化的过程，从内部关系上说，它是个个性化（即个人价值——自主权利及其创造精神——逐步充分实现）的过程。我以为，对于后发展国家，这两个趋向尤为明显。如此观察，可以比较更深刻地，更准确地把握现代化的实质。

世界化与个性主义，都是极大的题目，本文略从宏观文化的角度，力求揭示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人们对这种大趋势的认识的曲折历程。此前，尚无人这样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阐释，笔者甚望就此引起讨论和批评。

一

世界化的过程是伴随着近代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逐步拓展而发生的。被卷入世界市场的各个国家之间，由物资交流而人员往来，进而发生文化的交流。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而言，世界化首先是对外开放，只有开放了，才会有逐渐发展的相互交流（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其次，在交流的过程中，对外来的东西有所吸收，固有的东西则有些向外流传。再次，外来的东西与固有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碰撞，多次碰撞之后，有些可以互相化合，有些因碰撞而互相砥砺、磨洗，从而各自更加显出其固有的光彩。最后，化合了的或固有光彩更加显现的东西，就会构成新的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的开放起初是被迫的。因此，中国人对世界化趋向的自觉意识颇经历一番曲折，发育迟缓。从鸦片战争后被迫开口通商，数十年下来，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这种世界化的趋势和自觉地去适应它。绝大多数人仍为朝贡体制的天下观所束缚，仍不肯以普通国家间的关系来处理对外事务。为了外国使臣晋见中国皇帝的礼节问题长期争持不下，绝大多数中国官吏都坚持须跪拜始能晋见。对于外派使臣，他们更以为是将朝廷重臣放逐蛮邦，有类于人质。李善兰在其与艾约瑟合译的《重学》一书出版序言中，竟然说：“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鲜哉？”^[1]可见一般士大夫的观念，仍未摆脱古代朝贡体制下的思想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