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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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近代思想文化论集》

出版日期：2013-01

字数： 1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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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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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

一问题的重新提起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不是一回事，但人们习惯上总是把它们连在一起。五四运动是一次爱国的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对民族文化的批判与创新运动。这一运动给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发展趋向。而五四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横广方面发展。本文主要是讨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连起来，可以给人一个历史的概念，即我们所讨论的是1919年“五四”前后那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这场在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文化运动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与现实的批判运动，是对两千年历史文化的反思。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振兴运动。由于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弱点和危机，故亟亟于引进西方新思想，对古代遗产加以整理、提炼，以便打开新出路，创造新境界。

这场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产生的巨大震动作用，突出表现在它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推动了国民党的更新。所以，这两个党的政治领袖一般都相当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但就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已有人对它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后来新儒家一派学者成为这种态度的代表。也有个别原属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后来转而产生忏悔心理，如钱玄同自认当时所发议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的材料。胡适就不赞成这种态度。他坦然地提出，对已经做过的一切，都无须忏悔，为功为罪，造福造孽，唯有挺着肩膀去承担。^[1]

现在，新文化运动虽然已经过去70年了。但这个运动所发生的影响，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显得更清晰了。它所提出的问题，它所开启的新方向，至今仍是我们民族精英们继续思考的问题。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饱尝斗争与挫折的艰辛、兴奋与痛苦，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尽量理智地对这个运动作出进一步的总结。

过去，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左”的方面的批评，一是从“右”的方面的批评。“左”的批评把新文化运动看成是马克思主义领导的运动，对运动中非马克思主义的派别的思想、活动都做了非历史的评价。实则，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和文化再造运动。在这个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穿着十月革命的彩衣被介绍到中国来，并较快地吸引了一批思想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勇敢的先锋。但是，非常明显，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主要是被当作一种救国的武器，而不是当作一般文化思想加以接受的（能够从思想文化意义上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并非绝对没有，但是极少数，且理解甚有限）。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人，当他们谈论具体的文化问题时，特别是对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时，实际上仍大体运用资产阶级现成的理论和思想资料。这并不奇怪，中国文化当时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从中世纪式的专制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迫切地需要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因此，那些发源于西方，经历反教会、反中世纪传统的斗争锤炼出来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自然就被中国当时的启蒙思想家视为最方便适用的武器。

右的方面的批评，来自各色各样的尊古主义者。他们或嗜古成癖，或以精神贵族自待。批判古代的政教制度、思想文艺、习惯礼俗，在他们看来都是亵渎神圣，危及安身立命的基础。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到留学生出身的新保守主义者（如《学衡》派），都反对新文化运动。新保守主义者，自其主观一方面说，自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左右两方面的批评者，其立场虽属相对的两极，但他们的错误却很相近：他们都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及其迫切需要没有认识或认识不足。左的批评者，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以为世界上既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套道理，何必还要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宣称，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已腐朽了。所以，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的东西也都要不得。右的批评者拘守传统文化立场，认为中国文化既悠久又丰富，又美善，何必还要学习西方的东西？何必要改造更新？即使稍有借鉴，亦应只限于可为中国传统所溶解的东西。

近年来，国内思想界对左倾教条主义做了较多的批判，人们的头脑比较清醒了。但与此同时，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主义却有所抬头，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海内外学界变得颇为时髦。笔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向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对当时的几位主要思想家的贡献，始终作积极的评价。中国人若真想摆脱愚昧、贫穷、落后，真想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必须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道路做科学的总结，这条道路的起点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今天仍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