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化心态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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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近代思想文化论集》

出版日期：2013-01

字数： 1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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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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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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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文化心态形成的背景及其特点

胡适一生热烈地赞颂西方文化，希望中国人能够充分赏识这种新文化，以助成中国文化的再生。但他的主张不断地遇到强烈的反对。胡适认为，这些反对者都有民族夸大狂的病态。不消说，他这种指责不可避免地遭到更加激烈的反驳。笔者以为，胡适的文化心态最富理性，但文化冲突中的问题不完全是纯粹理性的问题。胡适的理性态度，亦未尝不受到非理性的限制。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本文略采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试图对这个复杂的问题作一次也许是力不从心的探讨。

一胡适发生影响的思想背景

中国文化被认为是历史最悠久、最有连贯性和最具独特传统的文化。许多人因而自视中国文化圆满自足、无所不包、无需外求。实际上，在很远的古代，中外文化已经有所接触、有所交流，中国文化已经吸纳了不少外来文化的成分。只是那时中国文化相较而言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准，富有生机活力，被吸收的外来文化很快就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因此，外来文化只增加了中国文化的色彩，丝毫不曾使人困惑、使人感到不自在。这就足够使一部分以中国文化传统的保存者自居的士大夫产生圆满自足的想法了。

当中国士大夫继续沉醉于圆满自足的梦想的时候，西方逐渐摆脱中世纪教会与神学的笼罩，其学术、科学、工艺等取得了新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超出了中国的水准。最初把这种较高水准的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人的，是一些很有学问也很有道德的传教士，那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这在当时虽然也曾引起一些矛盾冲突，但一些确有学问的中国士大夫很乐意地接纳了这些传教士，吸收了他们所带来的一些新知识。而那些优秀的传教士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去。但不幸的是，这种自然的、慢慢渗透的文化交流竟被人为地打断了。

到了19世纪，西方近代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资本主义列强逐渐把侵略的矛头集中于中国的时候，西方近代文化也伴着军舰大炮一起东来，潮涌般地冲击中国的古老文明。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化在中国人眼里，表现出太多的野蛮。中国多数由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都不情愿接纳西方文化，有的甚至表现出激烈排斥的态度。但是中国的贫弱抵挡不住列强的侵略，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有志救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中国何以不如西方这个恼人的问题。

最初人们还只是认为中国的器物不精，所以有“取西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1]的说法，后来人们又进一步概括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戊戌变法时期起，先进的中国人才有了改变专制制度的要求。但百日维新与辛亥革命都没有真正实现这一目标。

“戊戌”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仍极端缺乏了解。用胡适的话说，就是还未能赏识这个科学民主的新文化。既然不赏识西方文化，也就不可能产生对本土文化的深刻反省，因此也就不能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

这种情况在19、20世纪之交的那几年里，开始发生突破性变化。中国第一个能从整体上和深层意义上赏识西方文化的人是严复。他以醒目的中西文化比较，使人知道，固守传统旧学之“无实”、“无用”无补时艰。他翻译《天演论》，就介绍“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以警醒国人：再不图奋发，只有亡国。他总结中西文化之大异，根本在“自由与不自由”。西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2]，各自发舒，争驰并进，民致富，国致强。有鉴于此，他认为，中国所当努力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民能自治，源于民力、民智、民德之优。故“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