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几个重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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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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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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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几个重要观念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照我的理解,是指从近乎封闭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思想定于一尊的,汨没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到开放的,与民主的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多元的,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这个转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至今尚未结束。从晚清以来的一百余年中,有两个时期显得特别重要,一个是清末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是民国成立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前者因急遽的政治变革与革命运动带动了社会文化的变动;后者则是直接的文化自身的觉醒。在前一个时期,胡适还只是一个读书的少年,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那个过程。在后一个时期,胡适是那场运动的公认的最重要的领袖之一。所以,胡适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一位见证人,一位权威性的诠释者。他有关这一过程的思想、言论,对我们应具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一 正确地提出问题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文化问题的讨论逐渐展开。当时讨论最多的是东西文明、东西文化之比较。如陈独秀、李大钊、杜亚泉等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都是企图说明东西文明、东西文化差异与优劣的评论。例如他们指称,西洋是动的文明,东洋是静的文明;西洋人好竞争,东洋人喜安和。[1]有的甚至细加分别,认为东西之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2],等等。这种外在的比较观察,有时固然也能道出某些真相,例如他们说,西洋人以个人为本位,东洋人以家族为本位。[3]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观察是表面的,肤浅的,其判断是倾向于主观的。基于这种表面的观察和主观的判断,在逻辑上很容易导出对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些流于主观片面的看法:例如,以为东西文化各走极端,主张调和折中之;杜亚泉可为代表。又例如,认为东西文化绝异,不能走到一起,不能相互融通;梁漱溟可为代表。又例如,以为西方文化尽是优点,东方文化尽是劣点,于是倾向于以前者取代后者;陈独秀可为代表。

杜亚泉认为,自欧战后,西洋文明已暴露其缺点。因之,对西洋文明的信赖,不能不为之减弱。而东方文明之缺点,早为识者所共认。他说:“平情而论,则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即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他认为,人类文明之两大重心,一为经济,一为道德。在经济上,西洋人为满足欲望而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其发展生产的手段即是科学;东方人则以满足生活之需要而止。于道德上,西洋人崇力行;东方人尚理性。杜氏有鉴于此,主张“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经济的目的;以力行的精神,实现吾人理性的道德”[4]。基本上是取长补短的一种常识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基于东西方文化优劣点的比较,企图将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使成为既胜过东方文化,又胜过西洋文化的一种新的文化。这样的主张,自然谁也不能说它不对。问题是在于这种主观的良好愿望如何才能实现。折中论者之失于主观,就在于他们把新文化的建设,看成是像厨师在厨房里调和五味,或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做化合实验那样的简单操作。实际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是要复杂千百倍的事情,它是整个民族都参与其中的事情。好心的折中论者们,任何人都不具备掌控这一复杂过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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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近代思想文化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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