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领导制度改革问题的理论探讨^[1]

中央党校经济管理教研室的同志叫我来讲讲企业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研究得不够，有些想法，但不一定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我想分成四个问题来谈：一是企业领导制度改革是城市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健全和完善企业领导制度的客观标准；三是实行厂长负责制的理论根据；四是怎样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企业领导制度。

一 企业领导制度改革是城市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是偶然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酝酿了很久，是和整个经济改革的总体设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城市改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它的重要性。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城市改革已经取得的进展，看企业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整个经济改革中，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首先是从农村的改革开始突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城市的改革，相对来说，难度就更大一些。但是，近几年在进行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改革方面的工作一点也没有放松。城市经济是很复杂的，怎样改革，必须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摸着走。摸索了几年，回过头来看，在几个问题上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这几个问题同企业的领导制度都是密切相关的。

第一个问题是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企业自主权一步一步地扩大，看准了一件做一件，最后形成了一个成果，就是今年5月份中央发的一个文件，即扩权的十条。下一个阶段，我们还要进一步具体地贯彻这十条。这是近几年实际经验的总结，是改革中形成的一个大的方面的成果。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的决策问题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过去企业是按照上面怎样规定就怎样去做，自己没有主动权；现在企业的权逐渐在扩大，怎样用好这个权，怎样才能把企业经营好，这就对企业内部决策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企业必须准确、有效地进行决策。要达到这个要求，企业的领导制度是否健全和完善，决策的方式是否科学和有效，就变成十分重要的问题了。这是企业领导制度改革的一个方面的背景。

第二个问题是利改税的问题。利改税已经全面铺开，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全面推行了利改税的第二步。这是几年来城市改革的又一个重大成果。这也是经过摸索一步一步形成的一个结果。开始的时候是由原来的统收统支改为利润留成；后来又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逐步又提出第一步利改税，即以税代利、税利并存；最后进入利改税的第二步，即实行全面的以税代利。实行利改税，企业要能够承担这样的纳税义务，经营管理就必须更加灵活，这对企业的决策方式、决策效率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企业领导制度改革的一个背景。

扩权和利改税，这两项重大措施，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要把企业搞活。城市改革的中心课题就是打破两个“大锅饭”，这样才能把企业搞活，增强企业的活力。这样，对企业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要把企业搞活，使企业能够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适应市场的需要，企业内部领导制度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从这里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企业和国家的关系调整好了，利改税的方向也明确了，权力该放的也放给企业了，但是，企业内部的决策方式很落后，决策效率很低，不能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和判断，那么，这个企业在经营上就容易丧失时机，不能提高经济效益，同整个的改革也就会不相适应。

（二）从城市改革今后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看企业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几年的城市改革，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使经济生活开始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但是，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今后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例如：

第一，下一步城市改革首先碰到的就是计划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今后改革的方向是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是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这样的计划体制，企业本身发挥主动性的余地就大了，不是国家给你规定这个生产多少、那个生产多少，而是要靠企业自己判断。这就要求企业能够按照市场的情况来做出自己的经营决策。显然，这对企业领导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同计划体制改革相联系的，必然碰到改革价格体系的问题。我们说在计划上放开，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这并不是撒手不管。要靠经济杠杆去指导，引导企业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去发展。这些经济杠杆当中，核心的问题是价格问题。必须用合理的价格来引导企业，使企业按照国家计划方面总的设想去进行它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是实行指导性计划必须解决的一个要害问题。如果价格不合理，就会造成很多错觉，就会使企业在判断上、在经营决策上失误，甚至走到邪路上去。比如说，要利用价格这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就应该掌握供求规律，使价格反映供求关系的要求。对短线的产品就应该刺激企业增产，促进用户节约，因此，价格就不应该过低。东西贵了就在使用上容易引起节约，否则就容易造成浪费。但是，如果价格体系不合理，价格既不能反映商品本身的价值，又不能反映供求关系的要求，这样的价格体系就是一种畸形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就容易把企业引到斜路上去。按指令性计划生产，价格不合理似乎还过得去，企业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给你规定死了，价格虽低硬着头皮也得干，反正是个“大锅饭”，亏或赚同企业无关。企业扩权以后、指令性计划减少以后，企业就要自己去判断。企业根据什么判断呢？首先就是价格。如果产品价格该高的不高，该低的不低，企业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煤炭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我国能源紧张，是短线产品，供不应求，需要大量地增产和节约。可是煤炭价格偏低，重点煤矿产煤还要赔钱，这怎么能促进增产和节约呢？现在允许企业超产部分自销，价格可以向上浮动，结果增产节约的效果就很显著，我国南方各地缺煤告急的情况明显减少。这也就是通过价格来指导企业。实行指导性计划，有这样的措施相配套，指导性计划才不会是空的。这就说明，计划体制的改革和价格体系的改革是紧密相关的。就整个宏观经济来说，要进行价格体系的改革，用价格来调节、来引导企业的生产，这对企业来说要求也就更高了。企业必须提高判断能力，提高决策水平。今后价格要放活，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要逐步缩小，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要适当扩大，这样才能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那么，企业怎样运用这样的机会，怎样去经营，怎样去掌握产品的价格，这又取决于企业内部的决策水平。决策水平能不能提高，这就和决策方式、领导制度直接相关。显然这又落到企业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上了。